賣菜大叔的國該怎樣愛﹖──聽「提名委員會愈看愈可愛」有感

九月一日，當你聽到有人說「提名委員會愈看愈可愛」，你有何感覺﹖會否破口大罵﹖會否以為自己不是身處香港﹖ 九月一日，開學的日子，照常的升國旗奏國歌，在這種場合會熱血沸騰、感動落淚的不知幾許﹖更多是麻木、行禮如儀、毫無感覺。可是今天的升旗禮中，更讓人想起的是何謂愛國，國該怎愛?讓我想起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講的賣菜大叔的故事。哈維爾談及在還是極權統治年代的捷克，一位賣菜大叔在櫥窗中掛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表示自己對於現存制度的忠誠，雖然他不會理會標語的內容，不過是「上頭分發」的；張貼，也不過是「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哈維爾指出這標語的意義是：「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裏，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裏過活。」 我愛說「賣菜大叔的故事」是發生在極權國家的故事，只是看著泛民亞洲國際博覽館的會場抗議，被趕離場，然後李飛若無其事，繼續演唱預備好的講稿，台下掌聲雷動，儼如剛才根本沒人抗議，儼如那只是一兩聲的噪音，不禁令人想起，那些鼓掌叫好的人，當中有多少個賣菜大叔? 是真心覺得人大的決定，對香港有益﹖ 九月一日，是京官在港宣讀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普選問題以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產生辦法作出的決定。政改簡介會中，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形容，提名委員會是一塊美玉，是「愈看愈可愛」。而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就認為，人大決定是為普選打開大門。他又引指文章指，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聽著這些顛倒是非的荒謬胡言，除了憤怒，我們可以做甚麼﹖ 中央不理民意，一意孤行，粗暴地把極度保守、倒退的政改的框架放在香港人的面前，然後跟你說，你要接受，否則甚麼都沒有。不斷強調要愛國，只是國應該怎愛，若是一個如哈維爾「賣菜大叔的故事」中的極權國家，你愛嗎﹖極權的日子，離我們近了，你是否如賣菜大叔般，明知那些所謂普選、所謂民主，都是假的，卻接受了，接受在這種語言偽術的環境下生活，但求可以平平靜靜地苟活，而不願看到有人為了拒絕以謊瞞騙隱來生活，違反遊戲規則，違反所謂的法律，打破了那些表面的寧靜﹖我們日後如何，要靠我們今天如何揭破這些謊言，提出抗議，過磊落真誠的生活，不與用謊言與極權管治人民的政權合作，才是我們的出路。 (寫於2014.09.01)

免於恐懼的自由──七一之後

恐懼是人性之一，雖然你不能叫自己不要害怕，但誰也不想成為恐懼的囚徒。 ──昂山素姬 七月二日警方由凌晨3時至早上8時半在遮打道進行強制清場，行動持續五個多小時，一共拘捕511人。接踵而來的消息，從新聞報道、從Youtube、從Facebook、從人們口耳相傳的，是511個被拘捕者遭受的不必要的武力對待，示威者毫不抵抗，安坐地上，警察竟拉頭髮扯眼鏡、拗手按穴捏臉拖頸；被拘留期間也有不合理待遇，沒水、沒糧，苦等而不能及時見律師，電話被扣留；還有在事後被拘捕的，包括5名七一遊行組織者被扣留至少7小時。學聯同學為了喚起社會關注，追求平等公義，實行公民抗命，甘願承擔違反「法律」的刑責，其他的參與者也有受苦的心理準備，畢竟這些都是參與者自己所受的苦。 可是更可怕的，莫如七一遊行司儀洪曉嫻在其被拘留了七個小時後寫的文章《檢控又檢控之後》透露的，警察在早上七點上門拉人，強行入屋後騷擾及留難其母親，甚至不讓其母出門。相信不少參與者早有心理準備，自己會受刑責、受皮肉之苦，但對於家人可能承受的壓力，是不少人所擔心的。還有近乎荒謬的如以沒有「停車熄匙」控告 七一當日在領頭車的司機，又如七月二日警方以處長曾偉雄名義向「毅行爭普選」秘書處發信警告，指其沒按照遊行及集會規定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參與者或面對即時的檢控，或是擔心如2013年「佔領中環」的義務秘書陳玉峰般被「低調通緝」及拘捕，凡此種種，對於愛好和平的、理性溫和、有些甚至有點怕事的香港人，都構成了恐懼。這正正是當權者的種種行徑企圖達致的目的，製造白色恐懼，讓香港人都害怕了，害怕參與政治，對於示威遊行等卻步，更遑論參與「佔領中環」。 7月6日「香港記者協會」發表「2014言論自由年報」，年報以《新聞自由、危城告急─香港表達自由面對嚴重威脅》為題，提到近期有中央官員訓示香港傳媒要多報道反對佔領中環的訊息。事實上，七月二日凌晨，警方於部署拘捕參與和平集會人士期間，曾要求在場採訪傳媒離開，警方此舉，侵犯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中所保障的表達自由的權利，直接打擊新聞自由，可說是香港政府對傳媒變得更為敵意的一個警號。 另一邊廂，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在《7.1行動聲明》中，提及警察的憤慨是「因為希望將尋釁滋事者和破壞治安者，將之繩之於法而激起的憤慨。」學生和巿民非暴力的抗爭，竟被視作「尋釁滋事」，而「尋釁滋事」正正是內地不少維權人士被拘留、被定罪的莫須有罪名。 昂山素姬在《免於恐懼的自由》中指出「使人腐化的，不是權力，而是恐懼。支配權力者，因恐懼失去權力而腐化。」這正好說明了當權者為何用了種種強硬的方法遏制香港人爭取民主，不但在輿論上對爭取「公民直接提名」的訴求加以否定、對佔領中環運動的公民抗命加以抹黑、對於學界在七一的佔領中環的非暴力抗爭強行清場，凡此種種，正是要把權力握在手中，而不願意推行民主政制，讓香港人有真正的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利，把權力還給人民，而是企圖把香港人的公民抗命運動扼殺於萌芽的階段。當權者如斯虛怯，正在於害怕失去權力。 七一之後，我們看到香港瀰漫著白色恐怖，誠如昂山素姬所說「恐懼不僅壓制所有的明辨是非之心，而且慢慢摧毀它。」這正是當權者想達致的效果，當我們變成冷漠、沒有了明辨是非之心，當權者便可以為所欲為。昂山素姬在2011年5月9日香港電台《鏗鏘集·免於恐懼的自由-昂山素姬專訪》中說：「我相信當你放遠目光，全面地審視世界，就明白許多事情無需恐懼，當然還有團結，從團結之中可以得到力量，所以我們正組織包括年輕人的網絡，若你有這些聯繫，你就會更堅強，就有面對恐懼的力量，恐懼是人性之一，雖然你不能叫自己不要害怕，但誰也不想成為恐懼的囚徒。」她在文章中引用伯格由克昂山的說法「不要僅僅依靠別人的勇氣與無畏。你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必須作出犧牲，去成爲一個無畏的有勇氣的英雄。只有到那時候，我們才能夠享受到真正的自由。」當學生走在前頭，作出了犧牲，但願七一後，我們不是「恐懼的囚徒」，而是更能體會團結是面對恐懼的力量。無懼才能得到自由。 (寫於2014.07.08)

普通話不是我們的母語—談普教中

教育局網頁的〈語文學習支援〉一文，將廣東話定義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經網民於2月1日瘋傳後，輿論嘩然，教育局於2月2日道歉。然而筆者更關注的是其中與用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有密切的關係。教育局的「語文學習支援」其實是當局對於語文學習、甚至是教學語言的政策，該篇教育局於2月2日收回的文章中指出，「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于2004年成立專責小組，以提升香港語文水平為終極目標。專責小組由教學顧問組成，為全港中小學，提供中文（包括普通話）及英文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其中一項工作正是「鼓勵以普通話進行語文活動或課堂學習」。 2013年財政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撥款50億注資語文基金，2014年1月10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了。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提及「語常會就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在不同語境下使用中文及英文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數據和資料。」可是筆者在語常會的網頁，除了看到在2008年因要推行普教中而做的研究、《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簡介》之外，並無任何新的數據，而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只是談及自2008年開始至2014年，合共支援了160所學校推行普教中，指出「我們相信，藉着鼓勵和支援更多學校推行普教中，這項計劃會大大有助達到推行普教中的長遠目標。」這裡明確地指出長遠目標推行普教中，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指的只是2008年語常會關於推行普教中所需的條件的研究，即具備六個條件，分別是：（1）師資、（2）學校管理層的態度及策略、（3） 語言環境、（4）學生的學習能力、（5）課程、教學及教材安排，以及（6教與學的支援。筆者早已指出，這「儼如師資及教學法問題解決了，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提高了，這是昧於現實、欠缺學理的良好願望」。這也是「言文混淆、脫離實際的無知。」 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只是指160所學校參與推行普教中的數字，但卻沒有分析當中的成效，談的只是數字，不是質素，又怎能據此而提出要求撥款繼續推行﹖更不可思議的是，教育局網頁中有關普教中的問與答中，回應「目前個別官立中小學實施以普通話教中文，教育局能否作全港性推廣，讓學子熟練掌握普通話，以提高中文修養？」指出語文基金及優質教育基金近年曾資助三項與這課題有關的研究，提及「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教育局所提及的三項研究何時進行，並沒有清楚說明，但清晰可見的是，當中提出普教中的成效未有定論，當局在考慮繼續推行時,可曾考慮成效?這斷不能是說「相信」便可以過關的，便可以斥巨資繼續投資的。 事實上，部分參與普教中計劃的學校，質疑其成效，已有報道提及小學校長指出於小一推行普教中，見過不少因普教中而引起的語言混亂；有學校曾推行半年普教中便停止，因發現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上課像教普通話多於中文課。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回應TSA測試中學生語文水平低時指出，近年不少學校推行「普教中」，用普通話教中文，老師普遍將教學生認字的時間花在教漢語拼音上，結果反削弱學生寫字能力。凡此種種，教育局可曾正視，可有交代﹖這也許是當局沒有公佈普教中成效的原因，可是巨額撥款已通過了。 關於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不得不追溯至1982年《香港教育透視 國際顧問團報告書》，其中關於教學語言的說法，對於後來的相關政策有很大影響，報告書中指出「母語是教與學的最佳語言」，認為廣州話是香港學生的「心中的語言」，有助於學生的學習。繼續堅持推行普教中的教育當局，當中應該有對語文有相當研究的學者，應該明白言與文不同，不可混淆，學好普通話，不等於提高了學生的語文水平。普通話並非大部分香港學生的母語，以推行普教中為長遠目標，是否要改變學生的心中語言﹖改變其母語﹖對於接近97%本地人口採用的語言，稱其為方言，而要加以改變，那是對於本地的語言、對於本地文化的不敬。 (本文刊於2014年2月5日《蘋果日報》，編輯把題目改為《廣東話是母語而非方言》。)

當有人率先站起來

新春佳節，喜氣洋洋，除了和家人朋友相聚，也記掛身陷囹圄的許志永。 「在一個遍地屈膝的臣民社會，總要有人率先站起來，總要有人為社會進步面對風險承受代價。」許志永如是說。這正是許志永妻子崔箏的信中所說的「因為命運真的把你推到了需要去選擇堅持而放棄其他一切的這一步。」就是面對種種的不公不義，率先站起來，提出了抗議。 看崔箏的信，眼淚不禁掉下來。許志永繫獄，不能陪伴分娩的妻子、不能見初生女兒一面，而妻子竟說「今天的結果我並不怪你，也坦然接受，但並不是因為你所堅持的東西在我看來有多麼高尚，而是因為命運真的把你推到了需要去選擇堅持而放棄其他一切的這一步。」為了自由、公義、愛，許志永「放棄」了陪伴妻子和女兒，崔箏說坦然接受，那是命運使然，獨自照顧初生女兒，而明白那是命運，但這是怎樣的命運﹖許志永在為法院答辯準備的陳詞中也說「如果你們執意迫害一個民族的良心，我將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從容接受這份榮耀。」 夫妻二人的坦然接受令人動容，可是，為甚麼身為中國人，會有這樣的命運﹖我們都盼望，這樣的事情不會在任何人身上發生。 今天許志永被關在大牢了，支持許志永的四位維權人士丁家喜、李蔚、袁冬和張寶成也被當局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送上法庭。他們率先站起來了，付出代價，如果沒有人支持、沒有人聲援，後果如何﹖這不禁令人又想起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的名言：「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誠然，連被視為「中國最溫和的維權者」許志永也被關起來了，我們還能坐視不理嗎﹖ 新春佳節，喜氣洋洋，我們在幸福中生活，不禁想起崔箏的慨嘆：「任何沒有良心的都以幸福的名義生活着；任何有良心的都在苟活。」我們不是沒有良心，可是當有人率先站起來，因而身陷困境，不禁要問：我們可以做甚麼﹖許志永在陳詞中說：「你們不要以為把我投入監獄，就能扼殺新公民運動。置身于現代文明浩浩蕩蕩的潮流之中，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公民的身份當真，把公民的權利當真，把公民的責任當真。總有一天，我十三億中華同胞將從跪倒的臣民成長為堂堂正正的公民，這一天一定會到來的，這將是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度，一個自由、公義、愛的幸福社會。」他看到的是一幅美麗的圖畫。每一個中國人「成為一個堂堂正的公民」不過是基本的人權，可是有人正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所企盼的可有到來的一天﹖我們可以做甚麼﹖那改變中國的呼喚，可曾呼喚你﹖在香港，我們憤怒，我們抗議，我們可以支持良心之友的工作，我們更要時刻警醒，維護已日漸消退的核心價值，追求公義平等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讓這些價值，不是成為口號，而是切切實實地行在我們的生活中。

葉劉淑儀、梁美芬與通識

葉劉淑儀在2014年1月6日撰文，指出新民黨在《2014年施政報告意見書》提出將通識轉為選修，早前梁美芬也提出過取消通識科的必答題，為甚麼這兩位尊貴的立法會議員，竟然關心起通識科來了﹖為甚麼她們都在嘗試削弱通識科的影響力﹖她們到底怕甚麼﹖看了以下的例子，各位看官或可找到答案。 話說某出版社的中文科的高中作文試題之一是《我目睹國旗升起的一刻》，某校的某中文教師一看，立刻觸動了「國民教育」的神經，某老師雖然害怕國民教育荼毒學生，但也持開放態度，只是在評卷參考上略作修訂，本來的評卷參考是：本文重點在於描述一次目睹升旗的過程和場面，並抒發個人的感受。某老師為免評卷者有所誤解，以為所謂感受，是要求凡國旗升起，學生多為熱血沸騰、感動落淚，乃加上了「感受各有不同，既可以是感到光榮，也可以感到羞恥與憤怒」。可是學生的答卷，卻出乎意料，這也許能說明，為甚麼那麼多人聞通識色變，要除之而後快。 整整一級四班的學生的答卷，竟然沒有一個學生所寫的國旗，不是中國的國旗，這可說是日子有功，國民教育的成功，每天的電視短片、大小場合的升旗禮，耳濡目染，大家都認定了那心中的國旗就是中國國旗了。且不說學生的答卷是否緊扣題目要求，先看看他們寫了甚麼感受。整整一級四班的學生的答卷，以目睹國旗升起而感動落淚、並以身為中國人為榮的，只寥寥無幾；一見國旗升起而想起大陸種種腐敗的則更多，甚至有以此為恥、為憾的；也有百感交集的，既及中國大國崛起的光榮，更談大國的貪腐與獨裁，進而希望有所改善，走向民主自由。 由此可見，知性上的認知，感性上的認同，二者相差甚遠，這遠非當局的洗腦可以拉近的。資訊科技發達、言論自由還未被完全扼殺，當權者無法堵住所有人的嘴巴，矇住所有人的眼睛，或像尊子畫的一幅很形象化的漫畫，綁著如囚犯的觀眾，只看CCTVB。誠然，就算你綁著他，當人有了覺醒，懂得思考，還是會揭穿虛假的現象，當中教育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匯報》2013年9月3日的社評名為〈制定指引 防通識科被政治騎劫〉，當中提及「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教師」利用通識科向學生灌輸偏頗的政治理念，當教育局準備推出國民教育的時候，《文匯報》、 《大公報》等媒體 、建制派的議員，可曾抗議，指出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教師，可能利用國民教育灌輸偏頗的政治理念﹖可見重點也許不在於是否灌輸，而在於學生接觸了甚麼、了解了甚麼，尤其是教師在課室內的發言空間還未被控制，通識科的教師還可以在課堂上讓學生從各種不同角度了解國情的情況下，讓學生學懂批判思考，就懂得揭穿欺瞞騙隱，持平地分析種種現象，這也是為何當局要借助種種途徑，消滅通識科。不是有論者指出現在走在社運前線、力撐全民提名的「學民思潮」，正是接受了通識教育的一代嗎﹖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得了嗎﹖你消滅了通識科，其他科目呢﹖你壟斷了媒體，人的思想呢﹖

誰更暴力﹖誰「教壞細路」﹖

「7.14女教師林慧思在旺角與警察爭執」事件，成為熱門話題，可是事件不只是話題，更實際上影響該老師的工作。事件中，不少人把焦點放在該教師講粗口，認為是潑婦、是語言暴力，更有不少人讚賞警察的忍耐。只是事件中，究竟誰更暴力﹖ 網上流傳的該事件短片，其實有兩個版本，引起哄動的刪節版本，不少人也是因此而對林老師加以譴責，甚至辱罵(這些話，許多可是比林老師本身的更難聽、更暴力)。短片的開始，是林老師在問為甚麼，警察指著她說：「要問的返差館，我第日同你慢慢解釋，你而家返出去」，短片中所見事件最後是林指警察是公安，罵了八公八婆，講了一句英文粗口。只是二者相較，究竟誰更暴力﹖警察可是實實在在地在行使真正的權力，不由分說，不用解釋，動輒是叫人「返差館」 用的是直接的權力，威嚇巿民，且林老師是在不斷要求解釋不果的情況下，而有了激動的言語，這或許不智、不夠冷靜，但如她所說的「我們憤怒了」這才是重點所在。 根據《主場新聞》的報道，有網民拍下另一段片段，顯示女教師是因為不滿建制團體青年關愛協會，用大型橫幅遮擋法輪功攤位，而大聲斥責青關會，後來女教師又不滿警方對青關會坐視不理，又要她離開攤位，便與警察爭論。當中林老師說：「我一定站在這裡，跟你們鬥企，你們不是第一次這樣對法輪功，我不是法輪功的人，我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我看不順眼你們青年關愛協會，這樣叫關愛，這樣是侮辱我們香港市民。這樣叫關愛？你羞不羞恥？警察還幫他們？人家有言論自由，如果共產黨做得對，幹嘛做這種缺德事？令人更加憎中國共產黨，邪惡到不得了。你別以為我不出聲，共產黨做甚麼你心知肚明，交換器官日日都有，殺人販賣器官全世界都知，你們警方還維護這種共匪。」可見林老師是看不過眼青關會的行徑而仗義執言。 這不禁令人想起《聖經》中擲石頭的故事，聖經記載一群宗教領袖帶了一個犯罪的婦人來到耶穌跟前，質問耶穌該如何處理她？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在這次事件中，若純粹譴責教師講粗口，而不看整件事，說其教壞學生，甚至說到不配做教師，那麼在家裡，講粗口的家長如何處置，在你來勢洶洶譴責時，可曾想過，你講過粗口嗎﹖或者，你講過比粗口更惡毒的話嗎﹖所謂分清是非黑白，我們要看的是事情的本質，林老師是為法輪功發聲，若你看片段，不少在旁抗議青關會的人，聲明自己不是法輪功的，法輪功「被踩場」，是明顯不過的事，警察不是要求法輪功離開，卻是拉了封鎖線，讓人不能參觀法輪功的展品，這不正中青關會的下懷，達到青關會的目的嗎﹖後來警察更無端全部撤走，青關會的人隨即發難，把法輪功的展品弄壞，而一個青關會的人在過程中被推跌，警察才又突然出現，這不能不讓人懷疑警方是否變成了公安，至少是青關會的同路人吧。 幾個有趣的數字，在學民思潮的facebook「疑似愛港力成員踢傷學民思潮成員黎汶洛！」只有800多人like，172人share，40多個comment。那個林慧思事件刪節版本，在爆料快報facebook的「阿SIR冷靜應對發火女教師!!」，31225人like，12438人share，9258個comment，當中大部份是對該教師的口誅筆伐，可說是群情洶湧，甚至有人提供資料，著人到教師任教的學校投訴。警方對於愛港力成員踢傷黎汶洛，似乎沒有積極處理，而網民的迴響也不如「阿SIR冷靜應對發火女教師!!」般熱烈，當然，這當中不排除有五毛的存在，可是也看到了部份巿民的特性，我們對粗口很敏感，對女教師講粗口很反感，可是卻看不到比粗口更暴力的警力，更看不到青關會對法輪功的挑釁，對香港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破壞。譴責「粗言穢語」「教壞細路」，但對於另外一些教壞細路的行為如特區官員的語言偽術、以謊言為真，官商勾結，我們可曾譴責、抗議，指其「教壞細路」﹖ 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的名言：當納粹來抓共產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當他們囚禁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的時候，我沒有抗議；我不是工會會員。當他們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林慧思老師仗義執言，聲援法輪功，正如她接受一個網台節目訪問時曾表示：「香港人再係咁沈默，就會企咗去邪惡嗰邊‧‧‧‧‧‧出聲真係要勇氣，希望大家都有呢份勇氣。」我們或許只看到女教師與警察的爭執，卻不曾深思是誰讓警察與巿民處於這種對立的局面；我們也許只看到警民的衝突，卻不曾警覺一隻無形的手，正逐漸在扼殺香港的核心價值。但願這一次的事件，讓我們覺醒，我們身處的社會正陷於困境，而不只是停留在譴責粗口的道德潔癖。 僅以此文，作為對林老師的支持。 參考資料： 爆料快報刪節版(5分多鐘) 完整版(8分多鐘) 主場新聞《不滿青關會 與警爭執 教師道歉》

我們要一個怎樣的師生關係﹖

看過教育評議會和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的「教師教學專業與道德操守的檢視」研究小組的問卷，除了對庫斯克提出的「伊朗式教師專業操守問卷」的說法深感認同外，也令我想起了我們要一個怎樣的師生關係、人際關係。 這是一份概念不清的問卷，此研究的中文名稱為「教師教學專業與道德操守的檢視」，英文卻是「Teachers’ professional conduct and moral standard」，其研究解說一方面談教學專業及道德操守，另一方面卻又變成了教師專業操守，問卷內容既有所謂關乎道德操守的，卻在第四部份問及如何建立融合教室的能力，不倫不類，令人費解，其研究的目的究竟是甚麼。當然，更重要的是內裡的問題充滿了偏見。 問卷的第一部份共50題，大部份涉及師生關係，多為負面的描述，也有些是灰色的，誠然，問題問甚麼，其實在說關注甚麼，至少是覺得這些可能有問題。其中有兩道涉及歧視的問題，試想像一下，如果你被問及曾否參與「向學生分享其對不同族群的偏見」，有人會與他人「分享」「偏見」嗎﹖答案一定是沒有的，如果我們因而得出教師都沒有參與，都認為這有違專業操守，這很不科學吧。至於問教師可曾參與「教導學生同性戀是病態行為」，這種對同性戀的描述，本身便充滿偏見。且不說兩道關於師生戀的題目，可見研究小組對師生戀的關注，其中還有一些似是而非、充滿「嫌疑」的問題，例如問及教師可曾參與「為安撫異性學生的情緒而擁抱他/她」 、「為安撫同性學生的情緒而擁抱他/她，」這種問題，本身便帶著有色眼鏡，這裡隱隱然有一種假設，是對於異性學生的尊重，尤其是女學生，可是也在師/生，男/女之間設下了界線，是性別刻板化，也損害師生關係。還有問及「接受學生邀請出席私人派對」 、「主動引導學生討論與性有關的課題」 、「接受個別學生對你的獨特稱呼(如：「契媽」、「契哥」 ) 」 、「參與課堂以外學生群安排的活動(如看戲、聽古典音樂)」 。更有兩道涉及教師的打扮，問及可曾「作性感的打扮回校」、「作潮流的打扮回校」，究竟甚麼是性感與潮流呢﹖這令筆者想起根據真人真事拍攝而成的電影《非常教師》(Dangerous Minds)，當中米雪菲花(Michelle Pfeiffer)扮演一個退伍的海軍轉任教師,滿腔熱誠,希望能感化一群放棄自己,視失敗為理所當然的低下層青少年.她竭盡所能,嘗試獲得學生的信任,並改變他們對生命的態度, 在電影的介紹說她打破規則和改變了他們的生命(she broke the rules and changed their lives.)她用卜戴倫的歌詞教導，鼓勵學生建立積極人生觀，透過教導學生空手道，以學生有興趣的方式來獲得學生的認同，藉由自掏腰包帶學生到遊樂場以作鼓勵，舉辦詩歌比賽等方式帶領學生讀詩，引領學生去思考甚麼是「選擇」。快樂悲傷時與學生相擁，單獨與一個學生到餐廳晚膳作為獎品，這些大概都犯了問卷裡面所及的可能引致有違教師專業操守的行為了。而她做的種種，卻成功改變了那些學生。 問卷除了問及教師是否參與這些行為，更問及這些行為是否有違教師專業操守。問卷之前的研究介紹，開宗明義便指出「近年香港教師教學專業及道德操守的議題，備受關注。」誠然，近年接連發生有關教育人員失德行為的事件，備受關注，可是問卷中所及，是否又能做到其所說的「中立及客觀的研究」呢﹖當然我們不能認定提出的問題便是研究小組本身的立場，但卻可從所問，分析其可能帶來的後果。問卷的問題，既然大部份是負面或有「嫌疑」的行為，令填答者很容易偏向於否定所有提及的行為。為了要使校園成為所謂「安全」的空間，可能令教師步步為營，宣揚了僵化的人際互動，把一些並無惡意、無甚惡果的戲耍玩笑，一些不太需要嚴肅處理的互動，視作嫌疑行為，讓校園成為一個嚴厲的、毫無彈性的地方。試想想，在這樣的校園中，能做到《香港教育專業守則》 (http://cpc.edb.org.hk/Chinese/code02.htm)中關於教育工作者對學生的義務，「與學生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關係」嗎﹖當然，我們都可以小心奕奕，可以選擇根據課程要求教學，可以與學生保持距離，只是教育應該是這樣嗎﹖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資料，將用在甚麼地方﹖也許正如其引言所說，焦點在於應否全面覆蓋包括個人道德的範疇，其所得資料，會否成為保守價值的代言者。他日公佈調查結果，是否有助於塑造教師保守的形象，作為一種對於性別、對於師生關係的保守論述，進一步強化性別刻板化，師/生，男/女之間有界線，令校園生活更枯燥乏味，其充滿猜疑與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