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於不近人情的勇氣

在今年司徒華先生的壽宴上，大家都來講一點對他的感受，雖然我在教協會日子很淺，只是七、八年的時光，與他的接觸不是太多，卻有很深的體會，當天我說：司徒先生是一個很有風骨的人，對於理想、價值的堅持，很值得佩服，我更祝願教協會往後的日子，沿著司徒先生當年建會時的理想與價值走下去。
三月十六日在《明報》看到楊又好的《我與華叔共事二十年多》，更一次印證了我的想法，那可是共事廿多年的同事在平常工作中的具體觀察與感受，當中最令我佩服的是談到同事發覺當校長的司徒先生未如許多校長般請同事吃東西，於是提議司徒先生請大家飲茶，他卻說： 「我賺一份人工，你們每人也賺一份人工，為甚麼我要請你們飲茶？」。還有後來司徒先生於《三言堂》以《欠債還錢》為題，回應楊文，談及代課問題，指出有正數大的，想自動為某一負數大的還債，他因為這樣會有私人利害關係的流弊而拒絕了這些同事的好意。這是兩件小事，卻都是可被視作不近人情的舉措，然而從中更見司徒先生重視的是甚麼，重點在事，這種勇氣，作為一校之長，作為一個組織的領袖，尤其重要，在這個講求人情親疏的中國人社會裡，尤為重要，不在討好他人，不怕擔上絕情的惡名，而在乎事情的影響，不近人情，其實是更近人情的，更洞悉世情的，防止的正是因講求人情而誤了公義、耽了正事。這種敢於「不近人情」的勇氣，是可貴的，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所謂「善柔」，善於裝出和悅的臉色討好順從他人，這是對朋友的損害。當教師的，當上司的，當領袖的，當我們看見學生、看見下屬、看見後進做錯了，若我們只包容，不指出其錯處，生怕指出了惹來不快，自己做不成好人，那其實是對他們的一種戕害，奪去了他們改過遷善的機會。中國古代朋友一倫中，即包括朋友師生之關係，重在以道義事業相勉，是的，以道義事業相勉，以直諒相待，而不是善柔與便佞。

(本文刊於2008年4月21日《教協報》)

我們願意付代價嗎﹖——從普教中的迷思到反思

報載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科計畫申請反應熱烈，超額近三倍，語常會主席田北辰表示不排除日後延長計畫。這不禁令筆者想起在三月十五日參加教協會舉辦的普通話教中文研究會後的一些體會。誠然，擁抱普通話教中文帶來的好處，尋常人也很容易理解的，尤其在這個中港關係如斯密切的年代，我們都明白掌握普通話的實際利益，可是我們可想過要付出甚麼代價嗎﹖這代價又是否我們願意付的呢﹖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教授當天的講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他贊成學普通話，但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另一回事，那是學習的優先次序問題，若用了普通話，上課節數沒變，上課教的閱讀與寫作便少了，他認為懂普通話不等於懂閱讀與寫作，他以自己一個剛完成的具代表性的調查為例，在抽出的5000多個熟諳普通話的香港學生中，看其是否閱讀能力特別強，卻發現這批懂普通話而不懂廣東話的學生的閱讀能力低，他更以內地為例，提出不是普通話好的地區閱讀能力便高，閱讀能力最好成績的是江南，中文最好成績的是常州，全是講方言的。這種說法，正好打破學普通話提高中文能力的迷信。

謝教授指出漢語拼音不是音，其實乃另一種書面語，若學的是拼音，則學生連字也沒學，以新加坡為例，不少學生只學拼音，便不會閱讀。學拼音，學不到閱讀與寫作，用時間來教閱讀，便能識字和寫作，那是次序問題，不是效能問題。在學生小一大量識字的階段，學一種口語，是會把識字及閱讀期推慢半年甚至一年的。事實上，如謝教授所說，語言沒高低，能否我手寫我口，純粹是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的高低，香港教師講普通話其實不是在講口語，而是用普通話講書面語，語言的高低是從政治地位而言，是國家語言與地方語言的分別，而不是語言本質的高低差別，中國有不同的口語，但中文的書面語是統一的，均採用現代漢語。從謝教授的研究可見，用普通話教中文對中文學習沒甚麼大幫助。誠然，前線的教師及校長清楚學生的學習，小學校長潘天賜當天提出了普通話教中文我們付出了「事倍功半」的代價。潘天賜從專業的角度看普教中的問題，所謂專業，是對服務對象有所認識，所做以學生利益作判斷，而非只執行一些規則一些技術的過程，認為要反思為何用普通話教中文，如何符合學生的最大利益。他指出用母語學習效能最高最好，詞彙是溝通時的最大需要，透過閱讀，語言基礎打得穩固，便不會只在廣東話的詞彙中找尋表達的內容。他以其學校的英語教學的成功例子，說明學語言，可不必犧牲其他科目來成就，他的學校用學外語的方法，利用錄音、有趣英文故事等設計校本英文課程，在沒額外加課節、沒犧牲其他科目的情況下，經過六年，一般學生有能力在小六時寫一篇表達其自己意思的文章，且在朗讀上有信心，他指出學習普通話同理，好好的設計普通話的課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潘天賜提出的學生的品德問題，他以網上艷照事件為例，提出小學教育對培養學生品德的重要性，強調學好兩文三語，卻失去了讓學生好好成長的機會。究竟我們付出了甚麼代價去換取兩文三語﹖

田北辰坦言該會的研究發現，「普教中」對提升普通話水平有幫助，但能否改善中文能力，則須視乎學校是否有足夠條件，「如果條件不足，會較用廣東話教中文更差」。所謂中文能力，是甚麼能力﹖讀講聽寫，究竟是哪一種﹖報載一些接受普教中多年的學生，應考會考口試及聆聽時棄用普通話而用粵語，不正在說明粵語是這些學生最掌握的語言嗎﹖謝錫金的說法，可會讓我們多一點的反省﹖也許，用普通話教中文目的是利益而非教育，我們是否不惜付出種種代價﹖甚至可能導致較用廣東話差也在所不惜﹖
(本文刊於2008年4月11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