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普選聯盟應記取詹培忠這句話

終極普選聯盟在6月11日的記者招待會提出：聯盟的區議會方案若獲政府接納，聯盟15名立法會議員會積極考慮支持方案，甚至指出政府作任何一項改動, 他們都會積極支持政府方案，令人慨嘆普選聯究竟了解問題癥結嗎﹖了解民意嗎﹖
6月10明報的報道，當建制派議員突然表示，2012 年方案難以改變，但2016 年立法會選舉，可以考慮民主黨提出的增加五席的方案，詹培忠表示這個方案可在2012 年落實，不用等2016 年，他說： 「就算新增5 席全部給泛民，即他們在功能組別有9 席，都不能抗衡我們（建制派）26 席啦」。這種說法意味著即使泛民的建議獲得通過，也不能改變建制派操縱功能組別的局面，這是明目張膽告訴你，這是我們的地盤。的而且確，政府方案的本質是『擴大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的出現，或者有其歷史的特殊性，但到了今天，其特權行使的劣跡昭著，在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的報告中便有具體記載，單以2008-09年為例，當中共有49項議員議案，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不獲通過， 40項是關乎民生利益及經濟，9項關於政治、法治及人權。事實上，較多關乎民生利益的議題，在分組點票機制下被否決。誠然，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只有二十三萬，更由於它們是由某一界別選出，它們所著重的往往只是自身界別的利益，而非全港市民的福祉。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明顯偏重工商界利益，工商界背景或相關行業的議員已佔30個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所謂功能界別仍有存在價值，立法會維持分組點票可平衡各方利益，根本是維護工商界特權的幌子，目前社會貧富懸殊情況嚴重，社會充滿矛盾，功能組別繼續存在，只會更多地否決與民生相關的議案，這是香港普羅巿民可以容忍的嗎﹖
普選聯的議員們，廢除功能組別，是普羅大眾的期望，請你們看清楚問題的癥結，記取詹培忠「就算新增5 席全部給泛民，即他們在功能組別有9 席，都不能抗衡我們（建制派）26 席啦」的說法，事實上，重點不在於建制派的贊同是否真的讓步，還是在拖延時間，當中根本不該存在忍多兩屆、忍多兩年的天真想法，這可是朝夕也要爭的呀，這是關乎香港人實實在在面對的生活問題，更重要的是，就算泛民在功能組別增加五席也無補於事，建制派仍佔有足以否決議案的大多數。正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所說：「終極普選聯盟的『終極』兩字，現時已不見了！若政府退讓至普選5席區議會功能組別，民主派便接受，他們是否應先改名叫『過渡普選聯盟』？這如何給香港市民一個交代？」普選聯的議員，請回到正題，要求雙普選，要求直選立法會議員，而不是修修補補，仍然糾纏在功能組別這個特權階級的溫床。容讓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繼續存在，這就是不公義，是與民為敵，這如何向香港巿民交代﹖
(2010年6月12日)

政治為甚麼不能談﹖

政治為甚麼不能談﹖

——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

六四那年，我是香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那些日子，看到的、聽到的，盡是教人傷心、令人憤怒的消息。然後有人在香港大學的太古橋寫上了「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在一九九七年六四八周年燭光晚會後，國殤之柱由港大學生護送進入港大，樹立在黃克競樓平台。雖然有人曾經想擦掉大字，雖然九七年校方曾經阻止國殤之柱進入校園。今後的日子，每年有人重漆太古橋上的大字， 有人清洗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因為我們都不會、不敢忘記六四。太古橋上的大字、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能夠保留不易，可也教人相信，大學畢竟是一個孕育知識份子的搖籃。

今年，我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六月二日早上醒來，收到中大寄來的一通電郵，驚覺大學竟以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為由，拒絕學生會將「新民主女神像」放置於中大校園內的申請。這樣的說法，教人既憤怒又傷心，舉出所謂政治中立的原則，實在是對中大師生的一種侮辱，中文大學的管治者，你們應該知道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可別對我說黑白之外還有灰色，用坦克輾過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難道可以說是對嗎？這裡容得下中立嗎﹖譴責屠夫所為，不但是政治，也是道德。

所謂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說穿了只是向當權者獻媚，這不禁教人想起哈維爾的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而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現今的香港，其實是一個充滿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的社會，君不見公投被當局如何杯葛抹黑、泛民主派如何被河蟹分化；這卻又是一個不能談政治的社會，於是有人愛把合理的訴求說成是政治化，於是扭曲文字的原意，搬出中立、溫和與理性，這些要不是麻痺人心，就是蠱惑人心。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談及在當權者的隱藏權力下，有著一個明確的訊息：「如果可能的話別碰政治——把它留給我們！你只須做我們叫你做的事情，別嘗試深入思考事情；不關你事的，別多管閒事！閉上你的嘴，做你的工作，好好照顧你自己—那你就平安大吉！」現在劉遵義不也叫中大的師生政治中立嗎﹖政治只可以是他們這些當權者的策略與手段，因而在六月四日午夜收到的電郵，談及的卻變成了「大學本著一貫對同學的關懷，了解同學對舉辦紀念活動的感受，但須顧及師生同事的安全，希望藉著密切溝通，使事件得以圓滿解決。」「政治中立」的說法在往後的幾通電郵都不見了，誠然，若如有份投票反對擺放的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強調的決定沒有政治考慮，那為何又祭出政治中立的原則呢﹖令人懷疑校方的立場究竟是甚麼。這樣的充滿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的確不該談。

大學，作為社會良心的最後堡壘，要堅持的正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是否定政治的政治，正正是大學最應該談的政治。政治為甚麼不能談﹖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當我們談學術自由、政治中立，不少人提及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如何捍衛學術自由、保護學生，我們不敢奢望劉遵義是這樣的一個校長，我們慶幸還有中大的師生、員工在捍衛學術自由、人文價值。這是六四那晚，我置身中大迎接民主女神的人群中的想法。

(2010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