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寫我口≠提升寫作能力 ──看普教中的迷思之二

語常會主席田北辰指出，研究顯示學校若能在足夠師資、專家支援等有利因素配合下推行普教中，學生的寫作能力會有改善，可達致「我手寫我口」，似乎是把「我手寫我口」作為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目的了。以普通話教中文，可以訓練學生「我手寫我口」，改善他們寫作常犯的港式口語，學生在寫和讀中文方面表現有進步，是一種美麗的誤會，這是欠缺對語文裡言文不一的認識，也是昧於歷史的天真。　　晚清時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白話文運動有言文一致的說法，那是基於改革情感下的提倡，冷靜下來便有了不同的理解，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在《重刊霓裳續譜序》裡，便指出「大家當時大為民眾民族等觀念所陶醉，故對於這一面的東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揚，或因反抗舊說而反撥地發揮，一切估價就自然難免有些過當，不過這在過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說是當然的初步，到了現在卻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多少加重一點客觀的態度，冷靜地來探討或賞玩這些事情了。」　1925年，周作人在《國語文學談》裡便有這樣的反思：「中國現在還有好些人以為純用老百姓的白話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國裡當然只應有一種國語，但可以也是應當有兩種語體，一是口語，一是文章語。口語是普通說話用的，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語是寫文章用的，須得有相當教養的人才能瞭解，這當然全以口語為基本，但是用字更豐富，組織更精密，使其適於表現複雜的思想感情之用，這在一般的日用口語是不勝任的。」這正好指出了口語言詞貧弱，組織單純，不能敘複雜的事實，抒微妙的情意，若我們期望以作為口語的普通話提高寫作能力，是把重點放錯了。教育學院「用普通話教中文研究計劃」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小冊子中，第33問裡提及「普通話乃漢民族共同語，是現代漢語的口語表達形式。當我們談到『語文』的概念時，『語』指的就是普通話﹙口語﹚；『文』指的是白話文，它是現代漢語的書面表達形式。」這裡明確地指出普通話是口語，而我們所期望提高的寫作能力，其實是書面語。　讀寫能力的提高，牽涉的是理解與表達能力，這與一個人的知識面廣狹關係密切，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前副院長、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1988）中，提出「一個人能聽、能說普通話，當然已掌握了一些特定的語音、語法、詞匯知識，但並不表示這個人已具有廣闊的知識面，更不表示這個人已有很高的語文能力。」誠然，香港學生容易在語法和詞匯上出現港式口語，加上英語干擾，問題複雜，但採用普通話教中文，可能帶來學生學習動機下降、師生溝通出現問題等等都不容忽視，那絕對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更符合香港現實情況的做法是，如李學銘所說的「切實做好語文教學工作，加強閱讀寫作指導」，明白「書面語的學習，仍該以書面語的接觸為最有效」，才是對症下藥，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本文刊於2007年12月10日《教協報》)

星期天的偏見

星期天，看楊絳的《走到人生邊上》，想起年少時看過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九十多歲老人對人生況味的體會，也許我不能全懂，卻想起年少時唸過的〈一個偏見〉，別有體會。
　星期天，才有閑心看點書吧，平常可是連看書也心不閑的；才可以胡言亂語，不用一本正經。錢鍾書說：「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娛樂。假如我們不能懷挾偏見，隨時隨地必須得客觀公平、正經嚴肅，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廳，沒有臥室，又好比在浴室裡照鏡子還得做出攝影機頭前的姿態。」看了令人莞爾，想來卻又是道理。
　不是自詡有思想的人，而是在這個星期天尋點娛樂，便胡思亂想起來。若大部份人共有的想法，還叫「偏」見嗎？那天學生談「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的屈原，說他傻，這是偏執吧。這年代，明明是偏見，卻一眾響應，叫得價天響，也許都無所謂吧，橫豎我們不是真心相信，有人說了、做了，便跟著吧，總不能落伍，眾人都認同的，哪是偏執？堅持原則的，要不是傻瓜，就是「偏見」，或是「過激」，你看，我們眾人都不是這樣想、如此做呀。我們都愛河蟹，在這啖蟹的秋季，我們份外嚮往。

(本文刊於2007年11月5日《教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