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班分科不是標籤﹖——無視現實環境的教學語言微調方案

報載教育局長孫明揚見六大議會後，教育局發言人指，目前中中、英中的標籤仍然普遍，暫未能以全英語學習的學生，若能試行於一、兩科作英語學習，有助淡化標籤效應影響，對其學習亦有積極作用，因此考慮讓中學有更大彈性，安排其教學語言。英語恍如萬應靈丹，讓學生積極學習，靠的是英語，那97年之前大部份學校不是稱作英文中學嗎﹖為何卻有不少失去學習動機的學生﹖我們的確都了解「中中」與「英中」標籤效應帶來的惡果，我們都想將之淡化，必須要問的是：微調方案有淡化作用嗎﹖真的可以改善目前母語教學的學習優勢無法彰顯、中中變為次等學校的局面嗎﹖犧牲其他科目的學習，以淡化現時「中中」與「英中」標籤，這是教育嗎﹖將來「英班」與「中班」的標籤，又該用甚麼淡化﹖「英科」與「中科」、「英組」與「中組」又如何﹖這不是更近身的分隔嗎﹖不是更明顯、更細緻的標籤嗎﹖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早在90年教統會四號報告書便提出現實情況是「家長認為採用英語教學會有利他們子女的將來發展，所以便向學校施加壓力，要採用英語教學。」可是「學校又恐怕如自行改用中文教學，可能因此而接受較低等級的學生。」這裡已指出了採用英語教學可作為收生的招徠的現實，在05年的《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也提出「學界不少人士承認，現時的客觀環境，比實施《指引》(1997)前，更不適宜完全由學校自訂教學語言的準則。適齡學童人口持續下降，家長對英語教學仍有偏愛，加上學校在公開考試的成績往往是家長選校的主要考慮因素，因此學校都極力爭取學生和吸引質素較好的學生。」，誠然，如報告所言，『面對收生和教育理念的矛盾，學校往往會身不由己，結果只會令中學教學語言再次出現如1998 年之前「名英實中」的不理想景況。』在現時縮班殺校陰霾籠罩的情況下，分班、分科、分組英語教學，可以不成為招徠的手段嗎﹖所謂「願意讓學校高度自主，以分科、分組、分時段甚或自行選取課節用英語授課，整體而言學校可用至少25%的課時以英語授課」，距離由學校自訂教學語言還遠嗎﹖這能不加劇惡性的收生競爭嗎﹖

或說有「一個有效的質素保證監察機制」便行，將來由專家學者、學校及政府代表組成的小組監察及支援，可是，所謂監察，可以是另一種的騷擾，可以是更違反教育專業，報載教育局將要求各校呈交三年計劃，詳述如何落實英文教學，並須公開學生在公開考試及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成績，另上呈校評報告等，供公眾及教育局監察，這正是既擾民又加劇競爭的明顯例子。全港性系統評估06年首次在中三舉行，教育統籌局呼籲學校只可將數據用於改善教學，須嚴格遵守數據使用守則，以避免為學校之間帶來不必要及不恰當的比較；學校亦不可把評估數據用作推廣用途。教統局並曾警告向外公開資料的中學。此一時彼一時，08年的今天，為了推行英語教學，當局卻又把公開這些成績即將造成的惡性競爭拋諸腦後了。



只看到中中、英中分流是標籤，卻看不到分班分科分組也是標籤，把教育視作學習英語，這是何等荒謬﹖我們看到目前教學語言政策產生了問題，可是改變，是要改良，而不是朝著更壞的方向走。



本文刊於20080630《明報》

一隔再隔反教育——看教學語言微調方案

造成今天母語教學的學習優勢無法彰顯、中中生入讀本地大學的相對機會遠低於英中生、中中變為次等學校的局面，問題不是母語教學，而是因著母語教學而來的英中、中中分隔政策，如今用校內分班，只是加劇分隔的問題、擴大分隔的範圍，而不是改善問題。
當了多年語常會主席、一直關注教學語言的田北辰說出了很發人深省的話：「用英文去學其他科，絕對不是解決方法。若學生能力不夠，將他放在英文班內，用英文學其他科，就會是『雙失』。且看現時微調方案一再強調的85%這個神奇數字，當局一再強調學校每班只要有85%學生適合以英文授課，就可申請為英文班，05年2月曾榮光出席《政黨論壇》時，批評《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諮詢文件，定出四成小六生適合以英語教學，是一個「偽科學」的做法，因為拉曲線的計算方式找不到真正適合以英語教學的學生，早在86年的教統會第二號報告書時已提及語文研究計劃，指出當時中三只有30%學生用英語教學時能有良好表現，可是後來實行母語教學時政策又變了用全港的40%。誠然，每所學校若有85%這類學生，則可用英語，這裡其實已犧牲了15%學生，以前受影響的是114所英中，微調方案後可能變成每所學校也有這樣的15%，把受影響的範圍擴大了，這是我們樂見的嗎﹖或者有人說，我們應該重視的是那85%的精英，在精英主義作崇的社會價值下，這想法是理所當然的，作為家長的更想自己子女是精英的一份子，問題是，這是對精英更好，甚至最好的做法嗎﹖當我們說中學生上不了大學，為何不是改革收生制度，不是想方設法教好英語，而是為了讓英語更好，犧牲其他科目﹖當初推行母語教學的那番大道理拋到哪裡去了﹖在母語教學政策實行一年後(99年11月)的《教學語言調查研究撮要》裡提及：1. 調查結果清楚印證母語教學能使教學更多樣化，教師也更容易引導學生深入淺出探討課題。在中文中學，老師教學愉快，與學生的關係融洽親切，而學生在課堂上較熱烈參與討論。這種現象甚至在學生能力水平較差的中中，也很普遍。 2. 只有少數的英文中學的校長和教師認為用英語授課可達致相同的效果。這些調查所得是假象嗎﹖還是時移世易，這些都不重要了﹖該調查更指出，中中或英中，無論校長還是教師，大部份都認同只有少數學生有能力用英語學習。05年《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報告》便指出部分英中學生承認，以英語學習不但需要加倍努力，而且往往事倍功半，不是每個同學都能應付的。08年的今天，這些不再是問題了嗎﹖
請循其本，用英語，學生學到嗎﹖是否學得最好﹖學甚麼﹖是否符合85這個數字，大家便心安理得了？這是培育精英，還是扼殺精英，全社會只為培育英語人才，其他的可以休矣，全部科目為英語服務，卻美其名為增強其學習信心，可以上大學。培育人才，等於培育英語人才﹖這是犧牲了讓這些精英發展得更為卓越的可能，遺禍之大，大家可曾洞察﹖微調方案能淡化語言分流釀成的標籤效應，還是更涇渭分明地把用英語學習與用母語學習的學生分隔﹖當年為母語教育而做的種種研究全忘了，那些當年視作合理的說法都只為了推行政策而設﹖現在搬出當年反對的一套出來，出爾反爾，這是教育，還是反教育﹖

原文刊於20080625《明報》

敢於不近人情的勇氣

在今年司徒華先生的壽宴上，大家都來講一點對他的感受，雖然我在教協會日子很淺，只是七、八年的時光，與他的接觸不是太多，卻有很深的體會，當天我說：司徒先生是一個很有風骨的人，對於理想、價值的堅持，很值得佩服，我更祝願教協會往後的日子，沿著司徒先生當年建會時的理想與價值走下去。
三月十六日在《明報》看到楊又好的《我與華叔共事二十年多》，更一次印證了我的想法，那可是共事廿多年的同事在平常工作中的具體觀察與感受，當中最令我佩服的是談到同事發覺當校長的司徒先生未如許多校長般請同事吃東西，於是提議司徒先生請大家飲茶，他卻說： 「我賺一份人工，你們每人也賺一份人工，為甚麼我要請你們飲茶？」。還有後來司徒先生於《三言堂》以《欠債還錢》為題，回應楊文，談及代課問題，指出有正數大的，想自動為某一負數大的還債，他因為這樣會有私人利害關係的流弊而拒絕了這些同事的好意。這是兩件小事，卻都是可被視作不近人情的舉措，然而從中更見司徒先生重視的是甚麼，重點在事，這種勇氣，作為一校之長，作為一個組織的領袖，尤其重要，在這個講求人情親疏的中國人社會裡，尤為重要，不在討好他人，不怕擔上絕情的惡名，而在乎事情的影響，不近人情，其實是更近人情的，更洞悉世情的，防止的正是因講求人情而誤了公義、耽了正事。這種敢於「不近人情」的勇氣，是可貴的，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所謂「善柔」，善於裝出和悅的臉色討好順從他人，這是對朋友的損害。當教師的，當上司的，當領袖的，當我們看見學生、看見下屬、看見後進做錯了，若我們只包容，不指出其錯處，生怕指出了惹來不快，自己做不成好人，那其實是對他們的一種戕害，奪去了他們改過遷善的機會。中國古代朋友一倫中，即包括朋友師生之關係，重在以道義事業相勉，是的，以道義事業相勉，以直諒相待，而不是善柔與便佞。

(本文刊於2008年4月21日《教協報》)

我們願意付代價嗎﹖——從普教中的迷思到反思

報載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科計畫申請反應熱烈，超額近三倍，語常會主席田北辰表示不排除日後延長計畫。這不禁令筆者想起在三月十五日參加教協會舉辦的普通話教中文研究會後的一些體會。誠然，擁抱普通話教中文帶來的好處，尋常人也很容易理解的，尤其在這個中港關係如斯密切的年代，我們都明白掌握普通話的實際利益，可是我們可想過要付出甚麼代價嗎﹖這代價又是否我們願意付的呢﹖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教授當天的講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他贊成學普通話，但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另一回事，那是學習的優先次序問題，若用了普通話，上課節數沒變，上課教的閱讀與寫作便少了，他認為懂普通話不等於懂閱讀與寫作，他以自己一個剛完成的具代表性的調查為例，在抽出的5000多個熟諳普通話的香港學生中，看其是否閱讀能力特別強，卻發現這批懂普通話而不懂廣東話的學生的閱讀能力低，他更以內地為例，提出不是普通話好的地區閱讀能力便高，閱讀能力最好成績的是江南，中文最好成績的是常州，全是講方言的。這種說法，正好打破學普通話提高中文能力的迷信。

謝教授指出漢語拼音不是音，其實乃另一種書面語，若學的是拼音，則學生連字也沒學，以新加坡為例，不少學生只學拼音，便不會閱讀。學拼音，學不到閱讀與寫作，用時間來教閱讀，便能識字和寫作，那是次序問題，不是效能問題。在學生小一大量識字的階段，學一種口語，是會把識字及閱讀期推慢半年甚至一年的。事實上，如謝教授所說，語言沒高低，能否我手寫我口，純粹是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的高低，香港教師講普通話其實不是在講口語，而是用普通話講書面語，語言的高低是從政治地位而言，是國家語言與地方語言的分別，而不是語言本質的高低差別，中國有不同的口語，但中文的書面語是統一的，均採用現代漢語。從謝教授的研究可見，用普通話教中文對中文學習沒甚麼大幫助。誠然，前線的教師及校長清楚學生的學習，小學校長潘天賜當天提出了普通話教中文我們付出了「事倍功半」的代價。潘天賜從專業的角度看普教中的問題，所謂專業，是對服務對象有所認識，所做以學生利益作判斷，而非只執行一些規則一些技術的過程，認為要反思為何用普通話教中文，如何符合學生的最大利益。他指出用母語學習效能最高最好，詞彙是溝通時的最大需要，透過閱讀，語言基礎打得穩固，便不會只在廣東話的詞彙中找尋表達的內容。他以其學校的英語教學的成功例子，說明學語言，可不必犧牲其他科目來成就，他的學校用學外語的方法，利用錄音、有趣英文故事等設計校本英文課程，在沒額外加課節、沒犧牲其他科目的情況下，經過六年，一般學生有能力在小六時寫一篇表達其自己意思的文章，且在朗讀上有信心，他指出學習普通話同理，好好的設計普通話的課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潘天賜提出的學生的品德問題，他以網上艷照事件為例，提出小學教育對培養學生品德的重要性，強調學好兩文三語，卻失去了讓學生好好成長的機會。究竟我們付出了甚麼代價去換取兩文三語﹖

田北辰坦言該會的研究發現，「普教中」對提升普通話水平有幫助，但能否改善中文能力，則須視乎學校是否有足夠條件，「如果條件不足，會較用廣東話教中文更差」。所謂中文能力，是甚麼能力﹖讀講聽寫，究竟是哪一種﹖報載一些接受普教中多年的學生，應考會考口試及聆聽時棄用普通話而用粵語，不正在說明粵語是這些學生最掌握的語言嗎﹖謝錫金的說法，可會讓我們多一點的反省﹖也許，用普通話教中文目的是利益而非教育，我們是否不惜付出種種代價﹖甚至可能導致較用廣東話差也在所不惜﹖
(本文刊於2008年4月11日《蘋果日報》)

最大的試煉

所謂試煉，究竟是甚麼？那次和學生參加了龍應台與安德烈的對談會，學生津津樂道的是那種母子溝通的方式，而我，縈繞不去的是她說的最大試煉。那也許是經歷相異，也許是價值的不同，看一篇文章，聽一個講座，我們總是各取所需，各有側重吧。　 談希望孩子擁有的核心價值，龍應台談到自己寫大塊文章，談人權平等，但是在家裡處理和兒子的關係的時候，如果不能用同樣的標準，彼此尊重，以容忍開放的心態來對自己的家人，那是偽君子，她認為那些核心價值真正到家裡來實踐很不容易，那些很大的很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公共場合比較容易實踐，但是在家裡關起門對自己親屬去實踐在外面宣揚的信仰與核心價值，是最困難，最大的試煉。在家裡，在學校裡，在講求理想、追求公義的組織裡，也是同一道理吧。在課堂上我們大談平等尊重的道理，當我們處理師生關係時可曾實踐？在我們大喊民主人權的時候，我們如何對待身邊的同儕？相信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經歷試煉的處境俯拾皆是。誠然，在身邊實踐很不容易，那就坦然承認我們的軟弱，彼此勸勉警惕，不是遊花園、顧左右而言他，坦然承認，是實踐的第一步。這倒使我想起了哈維爾，他說喜愛「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是透過真話表達自己對現狀的不滿與憂慮，是真實的人的政治。　在身邊實踐自己的核心價值，是你的試煉嗎？還是那些價值只用以裝飾，你根本沒有深切的體會與認同？抑或經年累月的繁塵雜務已消蝕了你的警覺、消損了你的理想？當我們想著把事情辦出來的時候，可會念及我們的核心價值還在嗎？

(本文刊於2008年2月18日《教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