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寫我口≠提升寫作能力 ──看普教中的迷思之二

語常會主席田北辰指出，研究顯示學校若能在足夠師資、專家支援等有利因素配合下推行普教中，學生的寫作能力會有改善，可達致「我手寫我口」，似乎是把「我手寫我口」作為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目的了。以普通話教中文，可以訓練學生「我手寫我口」，改善他們寫作常犯的港式口語，學生在寫和讀中文方面表現有進步，是一種美麗的誤會，這是欠缺對語文裡言文不一的認識，也是昧於歷史的天真。　　晚清時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白話文運動有言文一致的說法，那是基於改革情感下的提倡，冷靜下來便有了不同的理解，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在《重刊霓裳續譜序》裡，便指出「大家當時大為民眾民族等觀念所陶醉，故對於這一面的東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揚，或因反抗舊說而反撥地發揮，一切估價就自然難免有些過當，不過這在過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說是當然的初步，到了現在卻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多少加重一點客觀的態度，冷靜地來探討或賞玩這些事情了。」　1925年，周作人在《國語文學談》裡便有這樣的反思：「中國現在還有好些人以為純用老百姓的白話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國裡當然只應有一種國語，但可以也是應當有兩種語體，一是口語，一是文章語。口語是普通說話用的，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語是寫文章用的，須得有相當教養的人才能瞭解，這當然全以口語為基本，但是用字更豐富，組織更精密，使其適於表現複雜的思想感情之用，這在一般的日用口語是不勝任的。」這正好指出了口語言詞貧弱，組織單純，不能敘複雜的事實，抒微妙的情意，若我們期望以作為口語的普通話提高寫作能力，是把重點放錯了。教育學院「用普通話教中文研究計劃」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小冊子中，第33問裡提及「普通話乃漢民族共同語，是現代漢語的口語表達形式。當我們談到『語文』的概念時，『語』指的就是普通話﹙口語﹚；『文』指的是白話文，它是現代漢語的書面表達形式。」這裡明確地指出普通話是口語，而我們所期望提高的寫作能力，其實是書面語。　讀寫能力的提高，牽涉的是理解與表達能力，這與一個人的知識面廣狹關係密切，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前副院長、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1988）中，提出「一個人能聽、能說普通話，當然已掌握了一些特定的語音、語法、詞匯知識，但並不表示這個人已具有廣闊的知識面，更不表示這個人已有很高的語文能力。」誠然，香港學生容易在語法和詞匯上出現港式口語，加上英語干擾，問題複雜，但採用普通話教中文，可能帶來學生學習動機下降、師生溝通出現問題等等都不容忽視，那絕對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更符合香港現實情況的做法是，如李學銘所說的「切實做好語文教學工作，加強閱讀寫作指導」，明白「書面語的學習，仍該以書面語的接觸為最有效」，才是對症下藥，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本文刊於2007年12月10日《教協報》)

星期天的偏見

星期天，看楊絳的《走到人生邊上》，想起年少時看過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九十多歲老人對人生況味的體會，也許我不能全懂，卻想起年少時唸過的〈一個偏見〉，別有體會。
　星期天，才有閑心看點書吧，平常可是連看書也心不閑的；才可以胡言亂語，不用一本正經。錢鍾書說：「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娛樂。假如我們不能懷挾偏見，隨時隨地必須得客觀公平、正經嚴肅，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廳，沒有臥室，又好比在浴室裡照鏡子還得做出攝影機頭前的姿態。」看了令人莞爾，想來卻又是道理。
　不是自詡有思想的人，而是在這個星期天尋點娛樂，便胡思亂想起來。若大部份人共有的想法，還叫「偏」見嗎？那天學生談「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的屈原，說他傻，這是偏執吧。這年代，明明是偏見，卻一眾響應，叫得價天響，也許都無所謂吧，橫豎我們不是真心相信，有人說了、做了，便跟著吧，總不能落伍，眾人都認同的，哪是偏執？堅持原則的，要不是傻瓜，就是「偏見」，或是「過激」，你看，我們眾人都不是這樣想、如此做呀。我們都愛河蟹，在這啖蟹的秋季，我們份外嚮往。

(本文刊於2007年11月5日《教協報》)

言文合一？言文混淆？——用普通話教中文的迷思

語常會主席田北辰指出， 「過去3 年追蹤20 間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發現對學生的寫作能力很有幫助，他們對語感和規範漢語的意識亦較強」，卻指出本港缺乏師資及教學法，令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有困難。儼如師資及教學法問題解決了，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提高了，這是昧於現實、欠缺學理的良好願望。然而這豈止是良好願望，這是言文混淆、脫離實際的無知。中文大學中文系前任主任鄧仕樑教授收錄在1999 年3 月《中國語文通訊》裏的〈當前香港的漢語教學〉一文，提出「言文合一」的說法在語言學裏是不能成立的」，並引用語言學家朱德熙的說法，指出「不管哪種語言裏，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總是有一定距離的」，明確指出「在中國傳統裏，漢以後2000 年讀書人寫的文章，用的正是脫離了口語的語言」。專家的看法讀書正是要通過書面語去學習書面語的使用，鄧氏認為，今天整個局面變了，生活的語言跟書面語言距離接近了，學習效果該更好，但不能說學生在沒有學好普通話之前不能寫文章。香港文字研究者容若在99 年在《明報月刊》的〈壓現代中文的兩座大山〉一文中形容這是講真話。其實，早在1988 年，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前副院長、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便指出了言文混淆的問題，李氏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中指出「過分強調口頭語對書面語的影響，而不知書面語的學習，仍該以書面語的接觸為最有效」，李氏指出有少數熟諳普通話或略諳普通話的人， 「逐漸養成一種自尊、自重的優越心態」，以為要提高本港學生以至社會人士的中文程度，尤其是書面語的程度，必須採用普通話教學和推廣普通話在社會上的使用，以為「普通話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救厄解困靈丹，有了普通話，就不會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問題」。誠然，如李氏所說，在普通話通行地區，仍然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困擾，能講字正腔圓而又流暢普通話的人，不一定能寫通順中文，也不一定有豐富的語文知識和文化常識， 「能講普通話與中文程度之間，尤其是能講普通話與書面語表達能力之間，可說並無必然關係。昧於口頭語與書面語的差距，昧於某一社會的條件與需求，而侈談中文程度的提高，對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是非常不利的」。當我們倡議學習普通話是大勢所趨，想一想我們的學者專家怎說；當我們高談學普通話提高寫作能力，想一想說與寫不同，知識面廣狹並不是取決於口頭語的學習。請田北辰及一眾熱切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的官員，理解當中的不智與不利，而不是一味的唱好。正如容若在07 年4 月的《明報月刊》〈推廣普通話戒浮誇〉所言，侈言消滅方言，侈言「語同音」，假設廣東人不懂普通話就看不懂白話文，假設用廣東話教學要「翻譯」，都是浮誇之言。這種批評，可不是浮誇之言，而是有證有據的，也許急於推行普教中的官員、認定用了普通話教中文便能提高學生寫作能力的同工，可以讀一讀，想一想。
(本文刊於2007年11月19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