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為我說話﹖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與我何干﹖小學縮班又與我何干﹖這令我想起了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eller）關於納粹大屠殺的話：一開始他們來抓共產黨，我沒有說話，因我不是共產黨。他們來抓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我不是工會成員。然後他們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來抓我，已經無人能留下來為我說話。 　
　　沉默到底意味著甚麼？真的可以讓人遠離麻煩嗎？當我們亟思自我保護的時候，卻同時孕育了更大的災難。當報上報道指發言的教師都支持立法，你的聲音又在哪兒﹖面對第23條立法設置的種種陷阱，我們是否願意挺身而出，為捍衛人權、自由和法治發聲﹖還是繼續做沉默的好人﹖ 　
　　縮班超額，不只是個別小學同工的權益問題，當有人提出以考績作為決定縮班超額教師的方法，取代「遲來先走」原則，去蕪存菁，我們是否仍然無動於衷﹖認為與我無關。事實上，用甚麼原則選定超額教師，怎樣安排調任的秩序，都是未來廣大教師職業保障的關鍵。別忘了已傳出要取消中學和特殊學校縮班的「自然流失」的風聲。

(本文刊於2002年11月25日《教協報》)

後記：本文被已離世的朋友羅平評為「短小精悍，有骨有肉，無得頂！」，上載本文時忽然想起了。 2008年7月27日。

學校是溫室 學生學甚麼？──看尾瀨朗的《家》

邊看着漫畫，邊想起了「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可夠矛盾。　究竟讀書為了甚麼？學校教育又是甚麼？這是這套漫畫帶出的訊息：「我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只會在學校認字、算數、學習歷史上的偉人而已！我們希望能讓他們學習一些與自己切身、息息相關的重要事物。」　尾瀨朗的《家》，說一個無權無勢者面對強而有力的國家機器仍不妥協的故事，背景是反抗興建新東京國際機場的過程，作者透過圖像和文字，帶出當地農民如何反抗被視為建設國家、與時並進的政策的故事。　故事透過廿六年前還是小學生的主人翁哲平，敘述整個抗爭的來龍去脈。當政府一聲令下，要將當地收為興建機場之用後，種種政策紛至沓來，政府不但運用法律作根據，更以利誘威逼作手段，甚至加以分化，利用群眾鬥群鬥，更利用傳媒作為宣傳的武器，粉飾其收地措施如何恰當、抹黑當地農民的抗爭行動、宣傳其政策如何有效，最後更運用武力鎮壓。本來是安份守紀、世代以耕作為生的農民，面對種種壓迫，有人在恐懼中動搖了，卻有人義無反顧，仍本著人性的尊嚴，堅持下去不妥協，拆穿政府的謊言。　「行使暴力的暴民」常常是政府在群眾抗爭中為群眾塑造的形象，故事中政府便把來支援當地運動的大學生描述為暴民，以致當地農民也有這種印象，直至真正的接觸才對那些大學生改觀。其實，真正行使暴力的卻是政府，用種種有形、無形的力量迫使無權無勢者就範、妥協。　土地，農民賴以為生的，也是最關切的。面對失去土地，沒甚學識、只懂做好本份、看天做人的農民，選擇了抗爭，把對不合理事情的抗爭視為孩子應該學習的、與自己切身、息息相關的重要事情，作為農民後代的孩子，生活在那種環境，既能體會成人為何抗爭、也親眼目睹了政府如何不擇手段，紛紛加入了抗爭行列，主人翁以孩子角度看抗爭，面對孤立、壓迫，卻也從中有所體會及成長。令人感慨的，是故事中的教師如何看待抗爭、看待小孩子在這種抗爭運動的感受與行動，本該比小孩子更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更明事理的教師，對於小孩所關切的事不聞不問，他們總掛在嘴巴的是要持中立的態度，以免影響學生，甚至在學生三番兩次要求其表明立場時加以迴避，認為學生只應關心學習。事實上，小孩子關切他們身邊的事物，他們會在意學校會否因著興建被廢，是否吵得連課也不能上，隔音教室的窗戶是否又小又黑、整天都要關窗開燈上課，教師卻只是以「我很了解大家心情，……問題留給大人去傷腦筋好了」。　究竟我們想孩子學甚麼？故事中的農夫、農婦，竟然讓孩子休學、參與抗爭，他們認為自己所能教給孩子的是不要輕易地對國家機器設下的政策妥協，也因而被抹黑成利用孩子的天真無知作武器。　孩子分辨是非、關懷周遭事物的能力是否被小覷了？還是成人要刻意貶抑孩子的能力，以鞏固成人的權力？正如在基準試抗爭中，有人談及不能牽涉學生在內，我們總是要把學校變成一個風雨不侵的溫室，視學生為毫無免疫能力的小花。作為家長的，作為教師的，究竟我們想讓孩子學甚麼？是學會對不合理事情不妥協？還是要懂得識時務者為俊傑？我們總愛把學校與現實世界割裂，要學生守規矩，視抗爭為洪水猛獸，而非理解規矩是否該守，究竟我們想讓未來的主人翁以甚麼態度面對世界？

(本文刊於2002年9月16日《教協報》)

後記：本文上載時，剛好朋友帶來了尾瀨朗的《藏人》，也不錯哩。2008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