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無勢者的力量 ──哈維爾對香港教改的啟示

沸沸揚揚的五六月，忙亂得令人透不過氣來。這邊廂，校內的工作迫在眉睫，既要準備學生考試，又要趕還未完成的課程，已教人疲於奔命；五六月，也是校內人事調動、籌劃明年工作的時候，也教人傷透腦筋。那邊廂，教統局提出的教育改革諮詢，可是與將來的教育前路有莫大的關係，豈能掉以輕心?還有那四月已宣佈的基準試，每天都有新消息，豈能不加關注?這一切，教人該如何面對、如何應付？忽然想起了哈維爾的「活在磊落真誠中」。是的，在這紛擾的世代，身處這變化多端、面臨巨變的教育界，一個無權無勢的小教員，如何才能活得磊落真誠？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透過一個賣菜大叔的例子，顯示了謊瞞騙隱的意識形態是如何構成的，又如何成為力量，桎梏人性。在還是極權統治年代的捷克，一位賣菜大叔在櫥窗中掛起了標語，表示自己對於現存制度的忠誠，雖然他不會理會標語的內容，也不是為了使口號的想法被大眾認識，可是他這種做法卻成為一種力量，自動監察不參與行動者，促使其他人有相同的行動，因為每個人在展示自己的口號時，都在催迫著其他人去接受遊戲規則，因而鞏固了那要求人們展示口號的權力，雖然他們不用接受謊言，但他們接受了以謊瞞騙隱來生活，鞏固了這種制度。作者認為只有由那謊言的世界中走出來，拒絕那掛標語等的儀式，違反遊戲規則，才能重新發現人們那被壓抑了的人性和尊嚴，這種反叛就是試圖過磊落真誠的生活。那可是一個發生在極權國家的故事啊，然而在這個追求自由民主的香港社會，我們不也在締造一種謊瞞騙隱的意識形態嗎? 在香港這以經濟利益為大前提的社會風氣下，講求的是效率、講求的是問責，而這些可說都是為配合財團的要求，財團先放出英語水平低降的空氣，繼而說香港的經濟全賴僱主能聘用說流利英語的僱員，強調語文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教育正是要培養精通兩文三語的人才，在這種教育為經濟的說法下，人不再是目的，卻變成了工具，一種為大財團、為資本家服務的工具，教育便是服膺於此，當我們在說「樂、善、勇、敢」、「五育並重」的時候，實際上並非追求以人為本的教育。面對要求效率、問責的社會訴求，也許更直接的是商家的要求與問責下，把學生的語文問題歸咎於教師，製造假象，一下子，整個社會都群起而攻之，以教師為社會增強競爭力的一大障礙。當羅太說「堅信必須賦權讓前線工作者辦好教育。所以教改的首要任務是要為教師創造空間﹐減輕他們的非專業工作﹐讓他們專注教學工作。」的大道理的時候，加諸教師身上的基準試卻為教師帶來更多的綑綁，甚至侮辱。誰願意站出來，對抗這種意識形態所造成的權力?這可比制度本身更可怕。君不見當教師提出反對基準試，帶來了社會上多大的迴響，多少的批評。羅太說「教育界有很多善良的人，但集合起來卻出現很多壞事……避免公開說傷害別人的話，不要太多陰謀論……將問題複雜化、政治化和情緒化，應冷靜協商。」這是否要教師繼續沉默下去？不是嗎？明明是制度有問題，有關官員在誤導欺騙群眾，恫嚇無權勢的教師，卻又大造輿論，一直沉默啞忍的教師，最清楚發生的是甚麼事，提出了抗議，不願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回應，站出來，發出聲音，這正是過磊落真誠的生活的嘗試，是一種重拾責任感的嘗試。可是，這些本來是來自民間的訴求，來自無權無勢的教師的不滿，卻被指為政治化，被抹上政治色彩，當局無視真正的問題所在，只是在要求效率、問責的社會訴求下，把問題歸咎於教師，製造假象，製造輿論，把教師塑造成不敢面對挑戰、被動的一群，阻礙了社會發展，甚至要求教師放下尊嚴，接受測試，使教師成為眾矢之的。可是當教師提出抗議，卻又指其有政治成份，實在正是另一種的恐嚇，使其不敢參與抗議的行列。正如哈維爾所說的，「真實的生命目標自然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出現。有時候它們是一些人群體基本物質社會需要，在別的時候就是一些理性或精神上的利益；甚或是一些更基本的存在要求，例如對生活尊嚴的渴望。「謊瞞騙隱的生活」跟「磊落真誠的生活」的衝突之具有政治色彩並不因為那些要表達的要求具有政治性，而僅因為極權制度是建基於、並有賴於對每一個行為和表達進行複雜的控制。因此，每一次的自由行動，自由表達，也就是磊落真誠的生活，一定會變成對制度的威脅，成為百分百的政治行動。」若從這個角度看，則教師這種對現存制度的抗議，對於政府那種強加於教師身上、沒有經過諮詢、由語文教師的基準變成教師的語文基準這種政策上的變質的反抗，的確是一種政治行動。當教師不再逆來順受，默默忍受無數加諸其身上的要求，打破了其故有沉默的做法，難怪羅太要「苦口婆心」地要求教師以「專業形象」為重，「再三呼籲教師勿遊行」，認為這會傷害教師與社會人士的感情，更說「教育界有很多善良的人，但集合起來卻出現很多壞事」。是的，無權無勢者團結起來的力量，對於當權者來說的確是可怕的，難怪羅太要叫大家「不要太多陰謀論……將問題複雜化、政治化和情緒化，應冷靜協商。」這正是在製造輿論，催迫教師接受政府制定下來的遊戲規則，可是，正如哈維爾所說的，這種要求「磊落真誠的生活」是「先於政治」領域發展出來的政治行動，它們只是在與制度不期然產生衝突後才得以壯大和成熟，而不是開始時就有一套政治綱領或野心。反叛就是試圖過磊落真誠的生活，活得磊落真誠就是一種重拾責任感的嘗試，一種人性對強加安排的反抗。當我們都不願意在一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下生活，站出來反抗便是一種改變現狀的力量，是一種無權勢者的力量。教育改革需要的正是這種力量，需要的正是這種願意過磊落真誠的生活、願意承擔的教師。(本文原刊於2000年6月11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