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更暴力﹖誰「教壞細路」﹖

「7.14女教師林慧思在旺角與警察爭執」事件，成為熱門話題，可是事件不只是話題，更實際上影響該老師的工作。事件中，不少人把焦點放在該教師講粗口，認為是潑婦、是語言暴力，更有不少人讚賞警察的忍耐。只是事件中，究竟誰更暴力﹖ 網上流傳的該事件短片，其實有兩個版本，引起哄動的刪節版本，不少人也是因此而對林老師加以譴責，甚至辱罵(這些話，許多可是比林老師本身的更難聽、更暴力)。短片的開始，是林老師在問為甚麼，警察指著她說：「要問的返差館，我第日同你慢慢解釋，你而家返出去」，短片中所見事件最後是林指警察是公安，罵了八公八婆，講了一句英文粗口。只是二者相較，究竟誰更暴力﹖警察可是實實在在地在行使真正的權力，不由分說，不用解釋，動輒是叫人「返差館」 用的是直接的權力，威嚇巿民，且林老師是在不斷要求解釋不果的情況下，而有了激動的言語，這或許不智、不夠冷靜，但如她所說的「我們憤怒了」這才是重點所在。 根據《主場新聞》的報道，有網民拍下另一段片段，顯示女教師是因為不滿建制團體青年關愛協會，用大型橫幅遮擋法輪功攤位，而大聲斥責青關會，後來女教師又不滿警方對青關會坐視不理，又要她離開攤位，便與警察爭論。當中林老師說：「我一定站在這裡，跟你們鬥企，你們不是第一次這樣對法輪功，我不是法輪功的人，我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我看不順眼你們青年關愛協會，這樣叫關愛，這樣是侮辱我們香港市民。這樣叫關愛？你羞不羞恥？警察還幫他們？人家有言論自由，如果共產黨做得對，幹嘛做這種缺德事？令人更加憎中國共產黨，邪惡到不得了。你別以為我不出聲，共產黨做甚麼你心知肚明，交換器官日日都有，殺人販賣器官全世界都知，你們警方還維護這種共匪。」可見林老師是看不過眼青關會的行徑而仗義執言。 這不禁令人想起《聖經》中擲石頭的故事，聖經記載一群宗教領袖帶了一個犯罪的婦人來到耶穌跟前，質問耶穌該如何處理她？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在這次事件中，若純粹譴責教師講粗口，而不看整件事，說其教壞學生，甚至說到不配做教師，那麼在家裡，講粗口的家長如何處置，在你來勢洶洶譴責時，可曾想過，你講過粗口嗎﹖或者，你講過比粗口更惡毒的話嗎﹖所謂分清是非黑白，我們要看的是事情的本質，林老師是為法輪功發聲，若你看片段，不少在旁抗議青關會的人，聲明自己不是法輪功的，法輪功「被踩場」，是明顯不過的事，警察不是要求法輪功離開，卻是拉了封鎖線，讓人不能參觀法輪功的展品，這不正中青關會的下懷，達到青關會的目的嗎﹖後來警察更無端全部撤走，青關會的人隨即發難，把法輪功的展品弄壞，而一個青關會的人在過程中被推跌，警察才又突然出現，這不能不讓人懷疑警方是否變成了公安，至少是青關會的同路人吧。 幾個有趣的數字，在學民思潮的facebook「疑似愛港力成員踢傷學民思潮成員黎汶洛！」只有800多人like，172人share，40多個comment。那個林慧思事件刪節版本，在爆料快報facebook的「阿SIR冷靜應對發火女教師!!」，31225人like，12438人share，9258個comment，當中大部份是對該教師的口誅筆伐，可說是群情洶湧，甚至有人提供資料，著人到教師任教的學校投訴。警方對於愛港力成員踢傷黎汶洛，似乎沒有積極處理，而網民的迴響也不如「阿SIR冷靜應對發火女教師!!」般熱烈，當然，這當中不排除有五毛的存在，可是也看到了部份巿民的特性，我們對粗口很敏感，對女教師講粗口很反感，可是卻看不到比粗口更暴力的警力，更看不到青關會對法輪功的挑釁，對香港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破壞。譴責「粗言穢語」「教壞細路」，但對於另外一些教壞細路的行為如特區官員的語言偽術、以謊言為真，官商勾結，我們可曾譴責、抗議，指其「教壞細路」﹖ 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的名言：當納粹來抓共產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當他們囚禁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的時候，我沒有抗議；我不是工會會員。當他們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林慧思老師仗義執言，聲援法輪功，正如她接受一個網台節目訪問時曾表示：「香港人再係咁沈默，就會企咗去邪惡嗰邊‧‧‧‧‧‧出聲真係要勇氣，希望大家都有呢份勇氣。」我們或許只看到女教師與警察的爭執，卻不曾深思是誰讓警察與巿民處於這種對立的局面；我們也許只看到警民的衝突，卻不曾警覺一隻無形的手，正逐漸在扼殺香港的核心價值。但願這一次的事件，讓我們覺醒，我們身處的社會正陷於困境，而不只是停留在譴責粗口的道德潔癖。 僅以此文，作為對林老師的支持。 參考資料： 爆料快報刪節版(5分多鐘) 完整版(8分多鐘) 主場新聞《不滿青關會 與警爭執 教師道歉》

我們要一個怎樣的師生關係﹖

看過教育評議會和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的「教師教學專業與道德操守的檢視」研究小組的問卷，除了對庫斯克提出的「伊朗式教師專業操守問卷」的說法深感認同外，也令我想起了我們要一個怎樣的師生關係、人際關係。 這是一份概念不清的問卷，此研究的中文名稱為「教師教學專業與道德操守的檢視」，英文卻是「Teachers’ professional conduct and moral standard」，其研究解說一方面談教學專業及道德操守，另一方面卻又變成了教師專業操守，問卷內容既有所謂關乎道德操守的，卻在第四部份問及如何建立融合教室的能力，不倫不類，令人費解，其研究的目的究竟是甚麼。當然，更重要的是內裡的問題充滿了偏見。 問卷的第一部份共50題，大部份涉及師生關係，多為負面的描述，也有些是灰色的，誠然，問題問甚麼，其實在說關注甚麼，至少是覺得這些可能有問題。其中有兩道涉及歧視的問題，試想像一下，如果你被問及曾否參與「向學生分享其對不同族群的偏見」，有人會與他人「分享」「偏見」嗎﹖答案一定是沒有的，如果我們因而得出教師都沒有參與，都認為這有違專業操守，這很不科學吧。至於問教師可曾參與「教導學生同性戀是病態行為」，這種對同性戀的描述，本身便充滿偏見。且不說兩道關於師生戀的題目，可見研究小組對師生戀的關注，其中還有一些似是而非、充滿「嫌疑」的問題，例如問及教師可曾參與「為安撫異性學生的情緒而擁抱他/她」 、「為安撫同性學生的情緒而擁抱他/她，」這種問題，本身便帶著有色眼鏡，這裡隱隱然有一種假設，是對於異性學生的尊重，尤其是女學生，可是也在師/生，男/女之間設下了界線，是性別刻板化，也損害師生關係。還有問及「接受學生邀請出席私人派對」 、「主動引導學生討論與性有關的課題」 、「接受個別學生對你的獨特稱呼(如：「契媽」、「契哥」 ) 」 、「參與課堂以外學生群安排的活動(如看戲、聽古典音樂)」 。更有兩道涉及教師的打扮，問及可曾「作性感的打扮回校」、「作潮流的打扮回校」，究竟甚麼是性感與潮流呢﹖這令筆者想起根據真人真事拍攝而成的電影《非常教師》(Dangerous Minds)，當中米雪菲花(Michelle Pfeiffer)扮演一個退伍的海軍轉任教師,滿腔熱誠,希望能感化一群放棄自己,視失敗為理所當然的低下層青少年.她竭盡所能,嘗試獲得學生的信任,並改變他們對生命的態度, 在電影的介紹說她打破規則和改變了他們的生命(she broke the rules and changed their lives.)她用卜戴倫的歌詞教導，鼓勵學生建立積極人生觀，透過教導學生空手道，以學生有興趣的方式來獲得學生的認同，藉由自掏腰包帶學生到遊樂場以作鼓勵，舉辦詩歌比賽等方式帶領學生讀詩，引領學生去思考甚麼是「選擇」。快樂悲傷時與學生相擁，單獨與一個學生到餐廳晚膳作為獎品，這些大概都犯了問卷裡面所及的可能引致有違教師專業操守的行為了。而她做的種種，卻成功改變了那些學生。 問卷除了問及教師是否參與這些行為，更問及這些行為是否有違教師專業操守。問卷之前的研究介紹，開宗明義便指出「近年香港教師教學專業及道德操守的議題，備受關注。」誠然，近年接連發生有關教育人員失德行為的事件，備受關注，可是問卷中所及，是否又能做到其所說的「中立及客觀的研究」呢﹖當然我們不能認定提出的問題便是研究小組本身的立場，但卻可從所問，分析其可能帶來的後果。問卷的問題，既然大部份是負面或有「嫌疑」的行為，令填答者很容易偏向於否定所有提及的行為。為了要使校園成為所謂「安全」的空間，可能令教師步步為營，宣揚了僵化的人際互動，把一些並無惡意、無甚惡果的戲耍玩笑，一些不太需要嚴肅處理的互動，視作嫌疑行為，讓校園成為一個嚴厲的、毫無彈性的地方。試想想，在這樣的校園中，能做到《香港教育專業守則》 (http://cpc.edb.org.hk/Chinese/code02.htm)中關於教育工作者對學生的義務，「與學生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關係」嗎﹖當然，我們都可以小心奕奕，可以選擇根據課程要求教學，可以與學生保持距離，只是教育應該是這樣嗎﹖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資料，將用在甚麼地方﹖也許正如其引言所說，焦點在於應否全面覆蓋包括個人道德的範疇，其所得資料，會否成為保守價值的代言者。他日公佈調查結果，是否有助於塑造教師保守的形象，作為一種對於性別、對於師生關係的保守論述，進一步強化性別刻板化，師/生，男/女之間有界線，令校園生活更枯燥乏味，其充滿猜疑與自保。

我的固執之一──手機

執迷不悔是我的飲歌，的確不少人說我執著，這次談談我對手機的執著。 這年頭，把手機說是生活的必需品，是太小覻這玩意了，它已成為不少人的耳目與嘴巴。常常見到年青人，甚麼時候也帶著電話在身上，當學生的，若非校規所限，上課下課，隨時隨地拿出來看一看，有些更是以身犯險，冒著犯校規也要偷偷地拿出來看看，悄悄寄一兩句無關痛癢的閒話。雖然是校了震機，可是只要一震，便震動了那正在做的正經事了，心癢癢想著有甚麼訊息來了。學生這樣，不能專心；教師這樣，也是不能專心呀。試想想，你正在講述著《再別康橋》追尋的美夢，那一震，康橋的美夢給震碎了；你正在講著如何演繹與歸納，那一震，邏輯也便震亂了。要是這一震動，你便把電話拿出來，那更是完全不專業了，作為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該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總不能我們禁止學生上課時用電話，而當教師的卻那麼「堂堂正正」、大剌剌地用起來呀。 對於手機，我有一份執著。我很堅持的，除非有特殊的情況，就是不帶電話進教室。我想，這是一種專業吧，進教室，是教學，便要專心，或許你覺得我食古不化，也許你會說我年紀大了，這是過份認真呀，這個年代，大家都不在乎這些的呀。誠然，這個年頭，我們好像甚麼都不在乎，只是，這種不在乎，是對於教學工作的輕率，對於教學的不尊重，正如你約了朋友出來聚會，卻只顧低頭不斷在玩自己的手機，也是對於朋友的不尊重，也許你會說，大家都是這樣的，沒所謂呀，別太認真，的確，我們的生活裡，那種不在乎的風氣在漫延，只是不在乎，以至不尊重，可不是我們樂意見到的吧。 對於手機的這種執著，也許與年紀無關吧。對於電子產品，我很喜愛，最近又剛換了新手機，很早很早，那是還未有IPhone的日子，我已用smartphone玩遊戲了，坐車、等人，甚至閑在家裡時，總低頭玩遊戲、whatsapp、facebook、email，最近更開始用Tango，可是我還是堅持，不帶電話進教室。

教育不是規訓──從斯諾登到鮮魚行

教育不是規訓──從斯諾登到鮮魚行 鬧得滿城風雨的斯諾登，離開香港了，相比起斯諾登，6月15日一個時事節目裡面播放鮮魚行學校在校內安裝了40多部閉路電視(俗稱天眼)，可能也是小事一宗，可是於筆者看來，二者既有相通的地方，也可以說更值得我們關注。 美國國安局局長為監控計劃辯護時，政府過去數年透過監控加上其他情報，防止的50多宗恐襲，至少10宗是企圖襲擊美國，強調監控項目在保護美國和全球盟友安全具重要價值，這正如該節目中有人指出閉路電視對於好人是保障，對於壞人是警惕，也的確有人認為，國家為了反恐，必然要犧牲個人私隱。可是，政府也要受公眾監察及授權，任何監控都要理據，任何權力都要制衡，國家如是，學校也如是。 該節目中，鮮魚行學校的禮堂、走廊、課室、校長室、教員室都安裝了閉路電視，節目主持說是「避不過天眼的追踪」，然而校長指出學生不太留意安裝了閉路電視，「學生學習照樣很正常，玩的繼續玩，頑皮的繼續頑皮」，不過就學懂一件事，如果錯了便很快承認，如果不承認，一看錄影，就會加重懲罸。校長指出最初只為了保安作用，後來才發現可以發揮更大功能，令人吃驚的是，節目中所見，如果學生有秩序問題，立刻有教師開擴音器遙控情況，甚至可以讓家人透過閉路電視觀察學生上課，當然這裡也不排除校方可以隨時看教師上課了，校長稱為閉路電視的多元化，不純為防盜，防止欺凌，幫助學校管理，還可以釋除家長疑慮，他覺得安裝閉路電視沒所謂，可是節目中受訪的學生認為並不想讓人看著，覺得被人監視。 這不禁令人想起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提及的「全景敞視」（panopticon）監獄，福柯指出由邊沁設計的全景敞視監獄中，每個犯人都監禁在個別的小房間，且無時無刻都被中心塔內的警衛監視著。透過逆光效果，這棟建築物內除了中心塔內部外，其餘房間均如透明般的明亮，所以小牢房內每個人的一舉一動皆會輕易地被中央監控者監察著。這位監控者可以在塔中任意觀看他人，但他人只知有人監視，卻看不到監控者。監視者的目光長久注視著犯人的身體，而犯人完全無法回應監視者的目光，那麼犯人自然而然地就會將這種幽靈般無形的凝視內化於主體日常的自我監視中。如此一來，最後每個犯人都會自我紀律，因為他們全都覺得隨時隨地均被人監視著，而這外在的凝視在這高效率規訓過程中逐漸轉化成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在福柯看來，學校與現代的監獄無異，該節目中讓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現象。 在該節目中，「香港人權監察」的羅沃啟指出這種安裝閉路電視的做法，讓人麻木，使人對維護自己權益慢慢失去感覺，尤其是在學校裡面，你自小被監視著，習以為常，將來對自己的私隱，未必有充份保障的意識。誠然，這種舉措，師生的私隱得到保障嗎﹖受影響的人被諮詢了嗎﹖尤其是學生，受影響的人知道使用資料的目的，如何處理資料嗎﹖可以拒絕被監視嗎﹖ 然而，這又豈只是私隱問題，這種做法，是一種規訓權力的體現，即福柯所謂的「微觀權力」（micro-power）的展現，內化監視現象使得「權力的效果能伸入每個人最精微和潛藏的部份」，福柯指出此種自我規訓權力，藉由犯人內化的監督來訓練及生產宛若羔羊般「溫馴的身體」（docile body），以便於政府合法的霸權式管理。教育，不是監視，上學也不該尤如坐牢。令學生「避不過天眼的追踪」，讓學生規行矩步，這是我們樂意見到的新一代嗎﹖

「美好」的回憶

學生說新年要來老師家裡玩，於是十多個大男孩，浩浩蕩蕩地踏進了我這只有數百尺的家，滿滿地擠滿一個客廳，好不熱鬧。這裡好幾個是2006年我當他們班主任的學生，轉眼已高中畢業，上了大學、到了IVE，也有到社會大學去了，總算都「著落」，沒有一個是懶懶散散地過日子。吃飯時談起了他們的中一，談同學如何欺凌，談班裡的一個大家姐如何命令他們欺負其他同學，然後又如何一起應付這個大家姐，談那時那些同學如何戲弄那個阿SIR，還有談感受到訓導主任的威嚇。長大了，這些都成為他們童年的一部份，回憶總是美好的，當年的那些不滿、那些恐懼、那些不安，現在都在談笑間、在互相取笑間，成了美好的回憶，我問，為何突然變乖﹖那大男孩語重心長地說：幸好我鄰座的同學是個認真學習的人，我跟住他，漸漸對數學有了更大興趣，也就立下心腸要讀書了。老師，真的看你碰到甚麼人，和甚麼人一起呀。 那是一班當時全級最玩劣的，幾個好事者戲弄一個SEN的學生，有些則是旁觀的，欺凌被我制止了，跟著的日子，我還特意派一兩個份外正氣的學生，幫忙「保護」那個學生。只是原來還是有些我未必知道的細節，事過境遷，但有些事，並不是美好的回憶可以美化的。在融合教育的政策下， SEN的學生可以得到適當的照顧嗎﹖美其名融合，把學生放進主流學校，沒有足夠的資源、足夠的配套，可能令這些學生更孤立無援。 有人問：在這些「美好」的回憶中，當年心靈受創者會說出實況嗎？這令我想起當年那個總是一個人、避開同學的SEN仔。 ==== 後記，學生來後，讓我想起了2006年因著他們而寫的幾篇教學隨筆，如今，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