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菜大叔的國該怎樣愛﹖──聽「提名委員會愈看愈可愛」有感

九月一日，當你聽到有人說「提名委員會愈看愈可愛」，你有何感覺﹖會否破口大罵﹖會否以為自己不是身處香港﹖ 九月一日，開學的日子，照常的升國旗奏國歌，在這種場合會熱血沸騰、感動落淚的不知幾許﹖更多是麻木、行禮如儀、毫無感覺。可是今天的升旗禮中，更讓人想起的是何謂愛國，國該怎愛?讓我想起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講的賣菜大叔的故事。哈維爾談及在還是極權統治年代的捷克，一位賣菜大叔在櫥窗中掛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表示自己對於現存制度的忠誠，雖然他不會理會標語的內容，不過是「上頭分發」的；張貼，也不過是「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哈維爾指出這標語的意義是：「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裏，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裏過活。」 我愛說「賣菜大叔的故事」是發生在極權國家的故事，只是看著泛民亞洲國際博覽館的會場抗議，被趕離場，然後李飛若無其事，繼續演唱預備好的講稿，台下掌聲雷動，儼如剛才根本沒人抗議，儼如那只是一兩聲的噪音，不禁令人想起，那些鼓掌叫好的人，當中有多少個賣菜大叔? 是真心覺得人大的決定，對香港有益﹖ 九月一日，是京官在港宣讀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普選問題以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產生辦法作出的決定。政改簡介會中，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形容，提名委員會是一塊美玉，是「愈看愈可愛」。而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就認為，人大決定是為普選打開大門。他又引指文章指，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聽著這些顛倒是非的荒謬胡言，除了憤怒，我們可以做甚麼﹖ 中央不理民意，一意孤行，粗暴地把極度保守、倒退的政改的框架放在香港人的面前，然後跟你說，你要接受，否則甚麼都沒有。不斷強調要愛國，只是國應該怎愛，若是一個如哈維爾「賣菜大叔的故事」中的極權國家，你愛嗎﹖極權的日子，離我們近了，你是否如賣菜大叔般，明知那些所謂普選、所謂民主，都是假的，卻接受了，接受在這種語言偽術的環境下生活，但求可以平平靜靜地苟活，而不願看到有人為了拒絕以謊瞞騙隱來生活，違反遊戲規則，違反所謂的法律，打破了那些表面的寧靜﹖我們日後如何，要靠我們今天如何揭破這些謊言，提出抗議，過磊落真誠的生活，不與用謊言與極權管治人民的政權合作，才是我們的出路。 (寫於2014.09.01)

政治為甚麼不能談﹖

政治為甚麼不能談﹖

——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

六四那年，我是香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那些日子，看到的、聽到的，盡是教人傷心、令人憤怒的消息。然後有人在香港大學的太古橋寫上了「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在一九九七年六四八周年燭光晚會後，國殤之柱由港大學生護送進入港大，樹立在黃克競樓平台。雖然有人曾經想擦掉大字，雖然九七年校方曾經阻止國殤之柱進入校園。今後的日子，每年有人重漆太古橋上的大字， 有人清洗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因為我們都不會、不敢忘記六四。太古橋上的大字、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能夠保留不易，可也教人相信，大學畢竟是一個孕育知識份子的搖籃。

今年，我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六月二日早上醒來，收到中大寄來的一通電郵，驚覺大學竟以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為由，拒絕學生會將「新民主女神像」放置於中大校園內的申請。這樣的說法，教人既憤怒又傷心，舉出所謂政治中立的原則，實在是對中大師生的一種侮辱，中文大學的管治者，你們應該知道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可別對我說黑白之外還有灰色，用坦克輾過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難道可以說是對嗎？這裡容得下中立嗎﹖譴責屠夫所為，不但是政治，也是道德。

所謂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說穿了只是向當權者獻媚，這不禁教人想起哈維爾的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而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現今的香港，其實是一個充滿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的社會，君不見公投被當局如何杯葛抹黑、泛民主派如何被河蟹分化；這卻又是一個不能談政治的社會，於是有人愛把合理的訴求說成是政治化，於是扭曲文字的原意，搬出中立、溫和與理性，這些要不是麻痺人心，就是蠱惑人心。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談及在當權者的隱藏權力下，有著一個明確的訊息：「如果可能的話別碰政治——把它留給我們！你只須做我們叫你做的事情，別嘗試深入思考事情；不關你事的，別多管閒事！閉上你的嘴，做你的工作，好好照顧你自己—那你就平安大吉！」現在劉遵義不也叫中大的師生政治中立嗎﹖政治只可以是他們這些當權者的策略與手段，因而在六月四日午夜收到的電郵，談及的卻變成了「大學本著一貫對同學的關懷，了解同學對舉辦紀念活動的感受，但須顧及師生同事的安全，希望藉著密切溝通，使事件得以圓滿解決。」「政治中立」的說法在往後的幾通電郵都不見了，誠然，若如有份投票反對擺放的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強調的決定沒有政治考慮，那為何又祭出政治中立的原則呢﹖令人懷疑校方的立場究竟是甚麼。這樣的充滿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的確不該談。

大學，作為社會良心的最後堡壘，要堅持的正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是否定政治的政治，正正是大學最應該談的政治。政治為甚麼不能談﹖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當我們談學術自由、政治中立，不少人提及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如何捍衛學術自由、保護學生，我們不敢奢望劉遵義是這樣的一個校長，我們慶幸還有中大的師生、員工在捍衛學術自由、人文價值。這是六四那晚，我置身中大迎接民主女神的人群中的想法。

(2010年6月5日)

與李國章局長談政治和良心

這似乎是一個不能談政治的社會，於是有人愛把反對者合理的訴求說成是政治化，於是李國章局長在二月廿八日推出九招回應教師萬人集會訴求時，強調自己「搞教育」而非「搞政治」，更說教育界非常團結，但不可以避免有一小部分的人要拿政治籌碼，於是說「唔係話邊一個出來嘈我地就去讓步」。可是，是誰將事情政治化了﹖李國章所說的那種政治，是為權術、策略、計算的政治，正是在這種計算下才把來自良心的真話當成拿政治籌碼，是的，這種政治的確可怕。這與哈維爾所說的來自良心的政治可說是南轅北轍。

在《否定政治的政治》一文中， 哈維爾說他喜愛「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而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一文中，哈維爾談及，磊落真誠不可能不成為體制的威脅，與謊瞞騙隱的生活並存而不發生激烈的衝突是難以想像的事，而這種反抗，是高度的具有政治性的，但那絕非權力分配那種意思的政治，而是回到真實的人的政治，是否定政治的政治。 作為無權無勢者，正是以說出真話作為對謊瞞騙隱的政治體制的反抗力量。

一月二十二日教師萬人集會，正是作為無權無勢者的教師，透過自己的真話表達自己對現狀的不滿與憂慮，是真實的人的政治，是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當局將一連串監控管治的政策與教改綑綁在一起，以誤導公眾，混淆視聽，難道不該指出當中的真象嗎﹖在當局對教改一片唱好的情況下，難道不該指出推行步驟過急、政策過多，危害教育質素，不該提出異議嗎﹖何況，提出抗議，對惡的政治的指控，乃是作為知識份子的天職，為真理而服務，而非計較一己的得失，教育界提倡小班教學，重視的正是莘莘學子的福祉，要求小班教學，而非只要求減少教師上課的節數，正在於看到小班更有利於學習，看重的是提升教學效能，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作壓力。對自評外評、系統評估、校本評估表示憂慮與不滿，只在於看到對教育造成的傷害。難道在權力下，無權無勢的教師，都該噤若寒蟬嗎﹖

《無權勢者的力量》中談及在當權者的隱藏權力下，有著一個明確的訊息：「如果可能的話別碰政治—把它留給我們！你只須做我們叫你做的事情，別嘗試深入思考事情；不關你事的，別多管閒事！閉上你的嘴，做你的工作，好好照顧你自己—那你就平安大吉！」哈維爾談的是極權國家的情況，可是在香港，不也叫你不要政治化嗎﹖政治只可以是當權者的策略與手段，於是李國章可以與其他教學團體教協開會是分開的；政治可以是用以抹黑對手的標籤，於是教協會組織同工表達對工作壓力的不滿被視為從政治角度出發。

可是，在一個謊騙瞞隱的政治環境下，只有否定政治的政治—「自下而上」的政治；人民的政治，而不是官僚的政治；只有講出真話，無權無勢者才能自救，否則便成為了這個謊言的一部分，自欺欺人，被權術埋沒了良心。否則雖可換來一夕的安枕，卻失去了人性。不用聞政治色變，就讓我們來談政治，談否定政治的政治，談揭穿謊瞞騙隱政治的政治。

(本文原刊於2006年3月2日《蘋果日報》)

謊瞞騙隱誰之過

二月九日，報載某中學在學校網頁宣稱「增值冠全區」後遭投訴，被教統局指「不恰當」違規，經勸喻後清除宣傳字句，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潘忠誠指增值數據只供學校參考，不可作為宣傳工具，否則誤導很多人，學校有責任解釋，報道更指出全港各區均有學校掛橫額宣傳，不少以「正增值指標」作為「生招牌」。剛好印證了戚本盛在《下一條橫額？不！》裡提及的荒謬情況，『「樂善勇敢」雖然空洞造作，但反正用意也善良呀；資訊科技雖然已有點濫用，但畢竟也有好處；校本評核已有窒礙教學空間，越搞越繁瑣的趨勢，卻不是說可以減輕學生的應試壓力嗎？試試也不壞；全港小學的系統評估，勢將恢復操練，但據說也可以有回饋作用；語文基準試雖不曾得到認受，但多考一次兩次也不壞呀；自評外評呢，的確會異化的，但反思和問責也有必要呀；諸如此類，每一項政策都有漂亮動聽的宗旨，萬箭齊發，應接不暇，本已足夠形成巨大的工作壓力，更大的壓力，來自早已深植於教師心裡的權力作用。』活靈活現地描述了隱藏權力下，教育界種種非專業的行徑。可是誰願意不務正業，不能真誠磊落，不能專注於教好學生？

這是政策的失誤，政策的荒謬，只強調商品市場的優質標準，鼓吹惡性競爭，著重監控管治，便有這種迎合市場以求生存的舉措。有校長便不諱言「名校可標榜會考成績和入大學比率，弱勢學校面對縮班殺校威脅，可透過增值指標，增加社會人士對學校的認識。」報道指教統局強調，增值資料旨在幫助學校自我評估、自我檢視學生的學習表現，以便學校改善，學校不應將數據向公眾公開，或作宣傳之用。可是，早在04年曾榮光在批評自評政策時已指出，將會導致互相監控，造成教育界互不信任和互相踐踏的惡性競爭。不但是政府監控學校，而是同區學校互相監控，事實上，這一次教統局正是收到投訴後勸喻該中學清除宣傳字句。鼓吹惡性競爭、縮班殺校威脅下，校校自危，誰不恐懼，掛橫額等種種非專業的行徑的出現也變得「順理成章」了。

造成教育界謊瞞騙隱的局面，政策制定者真的可免於責難嗎﹖究竟誰是始作俑者﹖讓學校對增值數字趨之若鶩，使學校在收生競爭激烈的氛圍下用盡種種專業與非專業的手法「搶客」，這種局面是誰造成的﹖報載羅范椒芬總結教師工作量增加的四大原因，包括社會大環境轉變、家長要求增多、學生活動增多導致專注力分散及社會的期望增高，表示教師的壓力，主要來自行政管理工作、校內團隊精神、教師進修工作及他們的家庭經濟問題。彷彿「行政管理」、「教師進修」、「家長要求」等與當局的政策無關。可是，是誰制定自評外評政策？是誰提倡語文基準試？是誰提出三年一百五十小時進修的建議﹖是誰執行縮班殺校政策﹖是誰錯誤估計適齡學童人數，更在人口減少的地區建立新校﹖是誰在學校引進「市場」機制，鼓勵校本管理，誤以為惡性競爭可以帶來進步﹖是誰造成教育界互不信任和惡性競爭﹖是誰刻意抹黑教師，造成家長對教師的不信任﹖是誰促使教育變成滿足市場的要求的商品﹖

誠然，導致腐敗的不只是權力，而是這種隱藏權力構成的恐懼，而恐懼又倒過來鞏固這個無所不在的權力。
(本文原刊於 2006年2月20日《教協教育通訊》)

恐懼使人腐敗

　　「使人腐敗的不是權力而是恐懼。支配權力的人因為恐懼失去權力而腐敗，而被權力支配的人，因權力之鞭的恐懼而變得腐化。」──昂山素姬　當權者為了鞏固權力，無所不用其極。執政者往往可以用不同的手法，合理化其政策，無須面對真理，無視人民的真正需要，面對政府的軟硬兼施、不斷抹黑反對第廿三條立法者，我們可以做甚麼﹖無權無勢者往往是有理說不清，只能發出反對的聲音，可是立法後，甚至連發出聲音的權利也被剝奪。　縱使當權者對人民的聲音置若罔聞，縱然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勢在必行，我們也要站出來，表示我們的不滿。哈維爾在《否定政治的政治》中說：「鬥爭是應持續不斷的，對象就在四周，在每一個地方，因此甚至在我們心况。」 我們首要的任務是對抗自己心况的麻木與恐懼，敢於為真理吶喊。指出政府訂立惡法的不合理，用行動證明，參與「民間人權陣線」的「七一大遊行」
(本文原刊於2003年6月9日《教協報》)

無權無勢者的力量 ──哈維爾對香港教改的啟示

沸沸揚揚的五六月，忙亂得令人透不過氣來。這邊廂，校內的工作迫在眉睫，既要準備學生考試，又要趕還未完成的課程，已教人疲於奔命；五六月，也是校內人事調動、籌劃明年工作的時候，也教人傷透腦筋。那邊廂，教統局提出的教育改革諮詢，可是與將來的教育前路有莫大的關係，豈能掉以輕心?還有那四月已宣佈的基準試，每天都有新消息，豈能不加關注?這一切，教人該如何面對、如何應付？忽然想起了哈維爾的「活在磊落真誠中」。是的，在這紛擾的世代，身處這變化多端、面臨巨變的教育界，一個無權無勢的小教員，如何才能活得磊落真誠？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透過一個賣菜大叔的例子，顯示了謊瞞騙隱的意識形態是如何構成的，又如何成為力量，桎梏人性。在還是極權統治年代的捷克，一位賣菜大叔在櫥窗中掛起了標語，表示自己對於現存制度的忠誠，雖然他不會理會標語的內容，也不是為了使口號的想法被大眾認識，可是他這種做法卻成為一種力量，自動監察不參與行動者，促使其他人有相同的行動，因為每個人在展示自己的口號時，都在催迫著其他人去接受遊戲規則，因而鞏固了那要求人們展示口號的權力，雖然他們不用接受謊言，但他們接受了以謊瞞騙隱來生活，鞏固了這種制度。作者認為只有由那謊言的世界中走出來，拒絕那掛標語等的儀式，違反遊戲規則，才能重新發現人們那被壓抑了的人性和尊嚴，這種反叛就是試圖過磊落真誠的生活。那可是一個發生在極權國家的故事啊，然而在這個追求自由民主的香港社會，我們不也在締造一種謊瞞騙隱的意識形態嗎? 在香港這以經濟利益為大前提的社會風氣下，講求的是效率、講求的是問責，而這些可說都是為配合財團的要求，財團先放出英語水平低降的空氣，繼而說香港的經濟全賴僱主能聘用說流利英語的僱員，強調語文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教育正是要培養精通兩文三語的人才，在這種教育為經濟的說法下，人不再是目的，卻變成了工具，一種為大財團、為資本家服務的工具，教育便是服膺於此，當我們在說「樂、善、勇、敢」、「五育並重」的時候，實際上並非追求以人為本的教育。面對要求效率、問責的社會訴求，也許更直接的是商家的要求與問責下，把學生的語文問題歸咎於教師，製造假象，一下子，整個社會都群起而攻之，以教師為社會增強競爭力的一大障礙。當羅太說「堅信必須賦權讓前線工作者辦好教育。所以教改的首要任務是要為教師創造空間﹐減輕他們的非專業工作﹐讓他們專注教學工作。」的大道理的時候，加諸教師身上的基準試卻為教師帶來更多的綑綁，甚至侮辱。誰願意站出來，對抗這種意識形態所造成的權力?這可比制度本身更可怕。君不見當教師提出反對基準試，帶來了社會上多大的迴響，多少的批評。羅太說「教育界有很多善良的人，但集合起來卻出現很多壞事……避免公開說傷害別人的話，不要太多陰謀論……將問題複雜化、政治化和情緒化，應冷靜協商。」這是否要教師繼續沉默下去？不是嗎？明明是制度有問題，有關官員在誤導欺騙群眾，恫嚇無權勢的教師，卻又大造輿論，一直沉默啞忍的教師，最清楚發生的是甚麼事，提出了抗議，不願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回應，站出來，發出聲音，這正是過磊落真誠的生活的嘗試，是一種重拾責任感的嘗試。可是，這些本來是來自民間的訴求，來自無權無勢的教師的不滿，卻被指為政治化，被抹上政治色彩，當局無視真正的問題所在，只是在要求效率、問責的社會訴求下，把問題歸咎於教師，製造假象，製造輿論，把教師塑造成不敢面對挑戰、被動的一群，阻礙了社會發展，甚至要求教師放下尊嚴，接受測試，使教師成為眾矢之的。可是當教師提出抗議，卻又指其有政治成份，實在正是另一種的恐嚇，使其不敢參與抗議的行列。正如哈維爾所說的，「真實的生命目標自然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出現。有時候它們是一些人群體基本物質社會需要，在別的時候就是一些理性或精神上的利益；甚或是一些更基本的存在要求，例如對生活尊嚴的渴望。「謊瞞騙隱的生活」跟「磊落真誠的生活」的衝突之具有政治色彩並不因為那些要表達的要求具有政治性，而僅因為極權制度是建基於、並有賴於對每一個行為和表達進行複雜的控制。因此，每一次的自由行動，自由表達，也就是磊落真誠的生活，一定會變成對制度的威脅，成為百分百的政治行動。」若從這個角度看，則教師這種對現存制度的抗議，對於政府那種強加於教師身上、沒有經過諮詢、由語文教師的基準變成教師的語文基準這種政策上的變質的反抗，的確是一種政治行動。當教師不再逆來順受，默默忍受無數加諸其身上的要求，打破了其故有沉默的做法，難怪羅太要「苦口婆心」地要求教師以「專業形象」為重，「再三呼籲教師勿遊行」，認為這會傷害教師與社會人士的感情，更說「教育界有很多善良的人，但集合起來卻出現很多壞事」。是的，無權無勢者團結起來的力量，對於當權者來說的確是可怕的，難怪羅太要叫大家「不要太多陰謀論……將問題複雜化、政治化和情緒化，應冷靜協商。」這正是在製造輿論，催迫教師接受政府制定下來的遊戲規則，可是，正如哈維爾所說的，這種要求「磊落真誠的生活」是「先於政治」領域發展出來的政治行動，它們只是在與制度不期然產生衝突後才得以壯大和成熟，而不是開始時就有一套政治綱領或野心。反叛就是試圖過磊落真誠的生活，活得磊落真誠就是一種重拾責任感的嘗試，一種人性對強加安排的反抗。當我們都不願意在一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下生活，站出來反抗便是一種改變現狀的力量，是一種無權勢者的力量。教育改革需要的正是這種力量，需要的正是這種願意過磊落真誠的生活、願意承擔的教師。(本文原刊於2000年6月11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