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想事成」的教育政策可以嗎？

當官員問：「你學校可有實行分組教學？」你會怎樣回答？如何理解？
　新高中推行的日子快來了，培訓課程紛紛推出，教統局的官員也到處奔走，為政策宣傳與「解畫」。可是紙上的政策落入現實，又會是何種光景呢？政策推出是否就成了？
　參加了一個新高中的中國語文課程與詮釋，誠然課程的改變很大，當中的選修單元尤其受老師的關注，解畫的官員似乎理解當中的難處，於是問可否分組處理；官員似乎也理解現時不少學校的情況，詢問座中教師，所屬學校現時可曾實行分組教學。可是，要實行分組教學，當中需要的條件，政策可曾提供了？試想想，若要一班四十多個學生，在小時的課時中，要學懂如何編寫劇本，更要排練演出，還要校本評核，形成性評估與總結性評估兼備，真的可行嗎？筆者於是問，為何不可制定政策，正式提供資源，讓學校可實行分組教學，而要像目前的情況，左支右絀，費盡心機才可實行？官員說：政府其實已經向學校提供一大筆津貼，老師要懂得運用。座中已有教師提及，那些津貼並非為一科而設。官員說：正是如此，才在這種場合讓老師知悉，請老師自己回去學校爭取。座中便有人提及很難回去向校方提出的。筆者當時便指出，這種情況，會為學校帶來不少矛盾。不是嗎？這幾年來，當局慣用的模式是撥一筆津貼給學校，名義上是可讓學校靈活運用，是校本，其實問題正在這裡，製造了不必要的矛盾，甚至令校長成為磨心，順得哥情失嫂意，錢是撥下了，卻讓學校花了不少心思在寫計劃書，也造成了不少負荷，甚至有些學校不敢申請撥款，這是當局願意見到的嗎？
　座中老師沒有提及的是，所謂津貼，當中除了CEG外，都非常額津貼，例如教師專業準備津貼及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這是為期三年，用以購置所需的學與教資源和設備，為推行新高中學制作好準備，以及支付推行新高中課程所需的起動費用。可是，這能應付教師因學生人數過多、分身乏術的困境嗎？難道三年過後，這種困境會自動消失？
　誠然，現時有不少學校用各種方法實行分組教學，除了運用現行的各種津貼，也可能是增加教師原本的課擔，可是不少津貼並非長期，也帶來更多的工作壓力，對教師來說並不健康。要政策有成效，在於讓其有實行的土壤。政策，不該是「心想事成」式的政策，以為心裡想著這政策是美好的，便會變魔術般，政策推出就成了。巧婦難為無米炊，再好的政策，若沒有足夠的配套，減少每班的人數，要嘛，變成虛有其表、虛應故事，可是，學生學得到嗎？要嘛，教師再花更多課後的時間，只是教師承受得了嗎？
　其實，在場官員是明白問題癥結所在的吧，只是不願面對，只好用今天談的是課程詮釋，不是談資源運用，打了圓場。可是光談課程，沒有足夠資源的提供，課程會有成效嗎？再者，當局真的願意另闢一個場合，談談資源運用嗎？真的願意承認新高中的成功，小班是不可或缺的嗎？新高中政策的實行，是長遠的事，而非三年便完結的臨時政策。何況，這種資源短絀的問題，又豈止是一科的問題，當各科都要實行校本評核時，便要面對每班人數過多、應接不暇的窘困。敬告主事的官員，不顧現實的政策，只會淪為空談。
　當官員問：你學校可有實行分組教學？這是「何不食肉糜」的教育版嗎？

(本文刊於2006年10月30日《教協報》)

越可惡越可憐

當你被學生氣得七竅生煙的時候，請你想起這句話：越可惡越可憐。

當我滿是愛心，關懷備致；當我費盡心思，用心備課；當我花樣百出，務使課堂靈活生動；當我……而那學生，他竟不領情，還是在堂上搗蛋了，能不生氣，能不失望嗎﹖

星期六參加了教協學術部舉辦的《新教師如何面對新課程 新丁老鬼談教學》，既有蔡榮甜校長談校長眼中的好老師，更有陳漢森老師談班級經營，更有小組討論，與中英數三科的資深老師談新課程的處理，新丁老鬼聚首一堂，既是分享，也是分擔。

陳漢森分享自己的經驗時談到學生「越可惡越可憐」，這不但是深諳教學的經驗之談，也不止是對新丁的指引，更是對老鬼的提醒。

是的，這是很好的提醒，當我們被排山倒海的工作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可能對很多事情都麻木了，只要快，其他的，可能管不著了，上課也是吧，我們都慣了要完成，當課堂被拖延了，當盛情被拂逆了，那股壓得透不過來的「氣」就來了。可是，想一想，靜一靜，頑劣背後，實在是千絲萬縷，越是頑劣，若你願意理解的話，總會發現不少年紀輕輕的他不容易承受的問題，總會發現很多可憐的故事。

下一次，我會想起……

自主，多難﹖！

2001年暑假參加了教協舉辦的「南澳洲考察團」，到幾所小學觀察，令人驚訝的是小小年紀已養成了獨立自主能力，曾見過只是二年級的小人兒，已經自己主持班會，雖然談的不是甚麼大事，雖然用了很多時間，可是，最後也有了決定。

可是在這裡，要培養獨立自主，很難。那天，開班會，請班會主席主持，我已準備了議程，只有一個議程，就是如何搞生日會，可是東拉西扯的、脫軋的多，終於我這個老師還是出動了多次，讓他們循著應有的進程而談，慢慢地，變成了我才是主持了，於是，他們好像只有老師在主持時才是正經的，班會主席嘛，只是鬧著玩而已。

不是見過人家小孩子開班會嗎﹖也用了很多時間，紛紛擾擾地、很難才有決定，那時候，的確有這樣的醒覺：這是一種學習，而學習，需要時間。可是一到自己，耐性便少了，在成年人的眼中，總覺得小孩子做不了甚麼大事，一切最終還是大人決定，當老師的我，更慣於控制秩序，忍受不了亂七八糟，在爭分奪秒的工作裡，也慣於用最少的時間解決問題，忘了獨立自主，是潛移默化建構出來的。 不能忍受亂成一團、接受不了沒效率，自主，很難！

真無聊

好動的孩子在週記中說：窗外下雨，多無聊，甚麼也不能做。可是媽媽說，下雨是很有用的呀，可以滋潤大地，要是沒有雨水，植物便難以生長了，我們的食水，也是從雨中來的呀。
那是個自稱沒唸過甚麼書的母親，很關注孩子，開學至今，早已來過幾通電話，詢問孩子的情況，說不懂如何和孩子溝通。也許她不理解，孩子心中在意的，還是玩耍吧。於是孩子說：媽媽說得真有道理呀，可是我還是覺得無聊，覺得下雨天不好，但是我知道雨是很有用的。
老師說：下雨，除了有用，還是挺好玩的呀，下雨天，把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得都是水，一腳一腳地踏下去，水花四濺，感覺可不錯呀；雨後還可以看到青蛙，追追逐逐的，也很愜意；還有雨後的彩虹，掛在天上，很迷人的呀。小時候，我家附近有魚塘，雨後還會看到魚兒爭相游上水面，也是很有趣呀。只要多想想，可以想出好玩的呀。
但願下次雨的來臨，會為他帶來好玩的，不再覺得下雨天真無聊。

我最壞

課後，七八個同學圍著老師東拉西扯，教室內鬧哄哄的，盡是笑聲，談的是日常事，這個同學「最搞笑」，那個同學最懶散，那個跳舞最好看，這個唱歌最難聽，那天運動會……說著說著，天已漸黑，老師說：該回家了，免得家人擔心。突然一個臉色一沉，說：不想回家，回家又看到老爸，又是嘮嘮叨叨做功課溫習別學壞的一大堆，再晚一點回去就好了，老爸已上床了。有人說：一定是怕你好像姐姐那麼壞，才管得那麼嚴……於是，七嘴八舌，紛紛說著家裡誰最壞，原來哥哥姐姐都是學校裡「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逃學、便是頂撞老師；不是滿口粗話，便是欺凌同學；還有還有……，此時，一個滿臉天真地說：我姐在x校唸中四，哥在y校唸中三，都是名校來的，家裡我最壞。

這，就是孩子。

老師，你的頭髮……

今天上學，碰上不少學生，都說：老師，你的頭髮……

秋冬時候，我的頭髮又開始不聽話了，於是理髮的師傅勸我做了負離子直髮，於是我的頭髮，直得不得了，於是，他們說：老師，你的頭髮……有人說：老師，你的頭髮……很像埃及妖后；有人說：老師，你的頭髮……看起來很年青；常常被我留堂的孩子問：為啥剪成這個樣子喇﹖我說：知道大家今天校服儀容檢查，我陪陪大家呀；左一句老師，右一句老師，然後，大家都笑了，那是沒有惡意的玩笑，這一笑，大家都很開懷，師生那種嚴肅與隔膜，都消散了。

剛好看到剪了如我般「有型有款」頭髮的男生，互相看看對方的頭上，心領神會，指著彼此笑起來了，然後說了句，我為了陪你，才做這麼「漂亮」的頭髮呀。生命有時候也夠嚴肅了，剪個頭髮，跟自己開過玩笑也好；學習有時候也真沉悶，講個無傷大雅的笑話，幽大家一默更好。笑話，總能打破隔膜，拉近關係，多好。

這一天，我們的頭髮，為我們帶來不少歡樂，哈哈哈…

老師的「寵兒」

那天，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不太端正的寫著我的名字，原來是一個舊生的來信，劈頭便問我還記得他嗎，說他是兩年前畢業的中三學生，是那個上課常常不專心，往往我還要他留堂作輔導的學生，中三離開兩年後，想起了我曾說過人不能放棄自己，到了一家私校讀書，雖然根基不好，唸得辛苦，卻是快樂的，因覺得有意義，特意寫來一封信，告訴我他沒放棄。

那些聽話、能幹、聰明的學生常常是老師的寵兒，不是嗎﹖不但不用老師那麼操心，不少更是老師的好助手。可是還有另一種，這與前者剛好相反，成績不好、功課欠交，甚至上課搗蛋，也成了教師的「寵兒」，不是嗎﹖不少教師可是日間在校留堂，晚上還要再用電話提點的呀，教師往往要多花精神時間，才能讓這些學生有所得，可是，看到這種學生有所成，其實可使教師更開心，更有滿足感，更令人快樂的是，因著日以繼夜的苦苦糾纏，當這些寵兒迷途知返時，歸屬感份外強，與教師的感情份外好。

逛超市

為了生日會，和一群孩子逛超市，那是難得的經驗。

拖拖拉拉、牽手搭肩，終於到了超巿，左一句老師、右一句老師，說那個好、這個也好，竟有人叫我作媽咪了，於是大家笑作一團。

西諺說魔鬼在細節裡，可是學習不也在細節裡，在日常生活裡嗎﹖不一定是在教室，逛超巿，也是學習。有人比在教室裡懂事了很多，不但照顧同學老師，還會照顧旁人的感受，懂得提醒同學不好阻礙其他人、不可喧鬧，懂得計算怎樣買法更便宜。

只是說到要買甚麼好吃的，還是各說各話，都把自己的喜好，說成是最受歡迎的了，於是甲說檸檬茶是眾人的寵兒，就買檸檬茶吧；乙說豆奶是大家的最愛，買豆奶最適合；丙說維他奶最有益，對大家都好。突然有人說，為何不可以每種都要一點呢﹖我這個老師，乘機說了一句：每個人的喜好不同，不好只看自己的，也要照顧別人呀。

幾希一點

那天妹妹說，只有四歲的姨甥膽子很小，看電視，看到好人給壞人抓了，連忙要求關電視；看《再見螢火蟲》裡受苦的兄妹，他說很怕，不想看了。

可是，這真的只是膽小的緣故嗎﹖

星期四就開生日會了，開班會，談到的除了玩樂外，也談到了很實際的問題，就是班會費，不是嗎﹖每個月搞一個生日會，總不能沒錢呀，又是七嘴八舌的意見紛陳，最後決定了，卻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要是有人沒錢交怎麼辦﹖又是擾攘一番，有人說：讓我們湊份子(夾份)吧，都是班裡的同學，不可以落下一個沒份玩呀。這可是出自那個不愛交功課、上課不專心的孩子的口呀。

孟子說人性中的惻隱之心，就是如此吧，這幾希一點的善性，在孩子身上並不難找到，問題在於，我們如何讓其好好地保存、發揮。

仲去玩﹖

鄰家的母親又在罵孩子了，那是整個走廊都聽得見的呀，這一次是：讀到中六了，仲去玩！
在那母親的想像裡，大概是人大了就不該玩了，可是，玩，其實佔了我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份。很享受唸預科的那兩年，只是而今記起的，儘是那些玩樂的片段：上課和同學比賽誰先舉手發問，哈，中六了，舉手發問變成了遊戲；宿營，師生「打成一片」，在沙灘上追逐，扮鬼扮馬；聖誕聯歡舞會，龍舞、華爾滋、ChaCha都出場了；放學後，打籃球、打橋牌，打…還有很多很多。
玩，大人不也愛玩嗎﹖總想，在學習之外，玩也是重要的呀。於是在課堂上，常會設計一點小遊戲，配合教學內容，只要不使遊戲變成了主角，開心以外，一無所得。
玩，是留住孩子的心的良方。在課堂以外，也讓學生有可以玩的心情與期盼，記得那次開班會，談到玩，大家都起哄了，七嘴八舌，談到老師我也愛玩，已有人說要和我去打壁球、羽毛球了；又建議了帶回不同的棋，在課餘時玩，前天，我這個班主任，還向班裡的棋王挑戰，還好時間太短，勝負未分，嘻嘻…

孩子的好惡

暑假的日子，可是卻要上課了，新的環境，不容易呀，等候同伴一起上學，人之常情吧，卻因而遲到了，老師難免「教訓」一番，離不開不要在校外等候、不要遲到，卻令剛上中學的小孩厭惡上學了，於是填寫對幾天暑假課程的感受，他填上了「超級討厭、超級乞人憎」。
正式上課的日子來臨了，卻還是遲到、還是稱病不上學，還是沒完成功課，橫豎家裡沒人理呀，父親早出晚歸，母親整整一個月沒回來了，「一個人」的日子，喜歡怎樣就怎樣吧。
選班會成員，被選上了。這一天，開班會，大家七嘴八舌的談論著班裡可辦些甚麼活動，都興高采烈的，他也提出了很多建議，都是好玩的，大家愛玩的，那一刻「超級討厭、超級乞人憎」的感覺消失了。

動盪或和諧──評語文基準試政策的當前形勢

「基準試今放榜勢爆教師炒魷潮 殺校掀達標教師逃亡潮」、「達標英師被「挖角」弱校恐缺人才」，報章斗大的標題十分搶眼，在縮班殺校的陰霾下，教育界已是一片混亂，教師已是疲憊不堪，基準試成績的公布、死線將臨，究竟未達標的教師何去何從﹖可說是添煩添亂。
報載，教統局發言人強調，現時尚未達標的語文教師中，大部分預期於八月透過進修及其他方式達標，只有不足十所學校計畫下學年聘用一至二名英文科教師，而本地師訓機構將有二百六十六名準英文科教師將畢業，相信可為學校提供足夠達標教師。由此可見，現時實有足夠達基準的教師，當局應給予未達標教師寬限期，讓其達到基準，或者讓其調教其他科目。
可是，也有人強調學校很難調動，強調不及格教師要離開這個行業。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當年的教育署副署長湯啟康表示，「未能達到語文基準試的教師不會被取消教席，教署將聯同學校積極為他們尋找出路。」（《星島日報》，2000.05.29）他亦保證教師不會因不達基準而遭解僱（《明報》，2000.08.29）。當時的教統局局長王永平亦與教育團體達成四項共識，其中一項為「學校不應以未達語文基準為藉口解僱教師，因設立基準乃在提升教師語文水平。」（《明報》，2000.06.02）教育署高級教育主任梁永華更指出，《資助則例》（按：《小學資助則例》附錄16、《中學資助則例》附錄17）列明，若教師工作令人不滿意，校董會可將之撤職，但「工作令人不滿意」乃指教學上的表現，不等同是否達到基準，故校方不能因此解僱教師。（《明報》，2000.09.27）。或會說，掌管教育的官員常有調動，當年的那些官員都已離開了教育界，我們只能根據教統局的通告來執行，可是，官員沒有把承諾寫上通告，那是官員沒守承諾，難道我們要助長這種風氣，總不能因著官員沒兌現承諾，而把是非黑白也顛倒的。人一散，茶就涼，這倒也人治得很呀，如何穩定教育界﹖

誠然，不少校長關注人手調配的問題，可是，學校該有足夠的靈活度，當然，讓本來任教語文科經驗豐富的教師，以一句不達基準而轉教其他科目，是一種損失，可是讓其調教其他科目，也是一種折衝，事實上，教育學院訓練出來的教師，是可以任教多個科目的，學位教師，若是主修的，已可豁免，非修讀語文本科的才需要考基準，這些教師其實有其原本的主修科目，調教該不如想像中的困難。此外，如果個別學校出現人手調配的困難，當局實有責任在當中協調，兌現當局的承諾，而不可因著小部分出現困難的情況而向社會傳達錯誤信息。

或有人認為已給了六年，教師還未能達標，沒有能力施教，長期調配不合格的英文教師任教其他科目，對其他教師不公平。事實上，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教改六年以來，教師疲於奔命，加上縮班殺校的惡策下，教師不但要承擔教學上的工作，更要兼顧非教學的、招徠的工作，還要應付監控管治下的自評外評等，壓力重重，還要進修這樣那樣的課程，分身乏術。真的有時間進修嗎﹖不可以忽略的是，從歷年的成績可以見到，課堂語言運用的成績都是最好的，這裡也許可以理解為基準試測試的內容其實與教學的現實情況有距離，也可以看到大部份應考的教師是可以應付上課需要的。所謂調教對其他教師不公平云云，其實是製告互相踐踏、自私自利的環境，將令教育的生態更形惡化，損害團隊精神，損害教育質素，不利教改。
誠如津貼小學議會主席蔡楷俊所說：「不希望基準成為解僱教師的刀。」小學教師的培訓足以任教多個科目，就算教師不達基準，學校應發揮教師所長。更有校長強調教育界要同心合力，和平地渡過這一關，認為教育界現時需要的是和諧，更指出了有些不達標的教師其實教得很好，強調的是教師的用心教學，比達標與否更重要，而且有些教師只欠一卷，學校其實可以作出靈活的調動，不要讓教育界動盪不安。的而且確，香港教育需要的是動盪還是和諧，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刊於2006年5月29日《教協報》)

貼「金」≠解決問題──談17億的成效

為了紓緩教師工作壓力，政府宣布撥下17.6億及李九招，讓人有了寄望，可是再看現時的教育現場，不少問題，並非錢能夠解決的。姑勿論那17.6億只是在原有的教育經費中調撥，政府無須為落實建議，增加一分一毫的額外撥款，真正增加的人手有多少，可是現行政策裏的問題可曾、可會因增撥資源而解決了？
　最近聽到同工有這樣的投訴，指新高中推行在即，不少新高中課程的教師培訓紛紛出場，雖說當局撥款加以支援，可是並未能紓緩前線同工的壓力，不少最近推出的培訓課程，多在工餘時間，在同工已做得筋疲力盡的時間推行，而且很多是在放學後一連三個小時的課程，要嘛，就在星期六，同工並沒有休息、共聚天倫的時間。要為教師減壓，錢是撥下來了，可是用得著嗎？
　錢當然也解決不了教統局監控管治措施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全港性系統評估便是一個好例子。當局聲稱會檢討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安排，可是目前全港性系統評估帶來的問題亟需解決，等得及當局姍姍來遲的檢討嗎？小學的系統評估已引來了操練的惡果，而且蔓延至中學了。報載，全港約8萬中三學生，將成為首批應考中、英、數全港性系統評估的中學生。為應付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學均如臨大敵。有出版模擬評估練習的出版商指出，由於現時坊間缺乏類似補充練習，銷情相當熱烈，接觸近百間學校中，約七成已答應訂購。更有報道指，有中學斥14萬元，外聘專業團體為中三學生加開「補習班」和購買練習。錢是撥下來了，可是用得其所嗎﹖
　「要應付校內測驗，周六又要回校操練評估，壓力很大」、「星期六本可用更多時間溫書，但現在要返學，陪家人的時間也減少。」這是學生的心聲，在當局監控管治措施下，苦了的又何止是教師，還有我們的莘莘學子。更重要的是，這種政策帶來的操練，其實是損害學習，也違背了當局提出教改藍圖的良好意願。
　教統局發言人強調，評估只測試學生基本能力，無須任何機械式操練，促請學校避免增加教師及學生的非必要壓力和工作量，應以平常心看待評估成績。可是如何能以平常心看待評估？報章上便有報道，傳聞有教統局高層在評估成績公布後，召見辦學團體的代表，並且明示旗下學校的達標率未如理想，要學校多加努力。當大家都明白評估反映學校水平，在收生惡性競爭的環境下、在縮班殺校政策的威脅下，學校敢不加緊操練嗎？認真程度敢不如同對待公開試？當局能只嚮往教改的美好藍圖，而不理會政策推行時現實的醜陋嗎？
　撥亂反正，該矯正政策的根本錯誤，而非為自己政策的臉上貼「金」，以為大灑金錢就把問題解決了。

(本文刊於2006年4月3日《教協報》)

與李國章局長談政治和良心

這似乎是一個不能談政治的社會，於是有人愛把反對者合理的訴求說成是政治化，於是李國章局長在二月廿八日推出九招回應教師萬人集會訴求時，強調自己「搞教育」而非「搞政治」，更說教育界非常團結，但不可以避免有一小部分的人要拿政治籌碼，於是說「唔係話邊一個出來嘈我地就去讓步」。可是，是誰將事情政治化了﹖李國章所說的那種政治，是為權術、策略、計算的政治，正是在這種計算下才把來自良心的真話當成拿政治籌碼，是的，這種政治的確可怕。這與哈維爾所說的來自良心的政治可說是南轅北轍。

在《否定政治的政治》一文中， 哈維爾說他喜愛「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而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一文中，哈維爾談及，磊落真誠不可能不成為體制的威脅，與謊瞞騙隱的生活並存而不發生激烈的衝突是難以想像的事，而這種反抗，是高度的具有政治性的，但那絕非權力分配那種意思的政治，而是回到真實的人的政治，是否定政治的政治。 作為無權無勢者，正是以說出真話作為對謊瞞騙隱的政治體制的反抗力量。

一月二十二日教師萬人集會，正是作為無權無勢者的教師，透過自己的真話表達自己對現狀的不滿與憂慮，是真實的人的政治，是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當局將一連串監控管治的政策與教改綑綁在一起，以誤導公眾，混淆視聽，難道不該指出當中的真象嗎﹖在當局對教改一片唱好的情況下，難道不該指出推行步驟過急、政策過多，危害教育質素，不該提出異議嗎﹖何況，提出抗議，對惡的政治的指控，乃是作為知識份子的天職，為真理而服務，而非計較一己的得失，教育界提倡小班教學，重視的正是莘莘學子的福祉，要求小班教學，而非只要求減少教師上課的節數，正在於看到小班更有利於學習，看重的是提升教學效能，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作壓力。對自評外評、系統評估、校本評估表示憂慮與不滿，只在於看到對教育造成的傷害。難道在權力下，無權無勢的教師，都該噤若寒蟬嗎﹖

《無權勢者的力量》中談及在當權者的隱藏權力下，有著一個明確的訊息：「如果可能的話別碰政治—把它留給我們！你只須做我們叫你做的事情，別嘗試深入思考事情；不關你事的，別多管閒事！閉上你的嘴，做你的工作，好好照顧你自己—那你就平安大吉！」哈維爾談的是極權國家的情況，可是在香港，不也叫你不要政治化嗎﹖政治只可以是當權者的策略與手段，於是李國章可以與其他教學團體教協開會是分開的；政治可以是用以抹黑對手的標籤，於是教協會組織同工表達對工作壓力的不滿被視為從政治角度出發。

可是，在一個謊騙瞞隱的政治環境下，只有否定政治的政治—「自下而上」的政治；人民的政治，而不是官僚的政治；只有講出真話，無權無勢者才能自救，否則便成為了這個謊言的一部分，自欺欺人，被權術埋沒了良心。否則雖可換來一夕的安枕，卻失去了人性。不用聞政治色變，就讓我們來談政治，談否定政治的政治，談揭穿謊瞞騙隱政治的政治。

(本文原刊於2006年3月2日《蘋果日報》)

謊瞞騙隱誰之過

二月九日，報載某中學在學校網頁宣稱「增值冠全區」後遭投訴，被教統局指「不恰當」違規，經勸喻後清除宣傳字句，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潘忠誠指增值數據只供學校參考，不可作為宣傳工具，否則誤導很多人，學校有責任解釋，報道更指出全港各區均有學校掛橫額宣傳，不少以「正增值指標」作為「生招牌」。剛好印證了戚本盛在《下一條橫額？不！》裡提及的荒謬情況，『「樂善勇敢」雖然空洞造作，但反正用意也善良呀；資訊科技雖然已有點濫用，但畢竟也有好處；校本評核已有窒礙教學空間，越搞越繁瑣的趨勢，卻不是說可以減輕學生的應試壓力嗎？試試也不壞；全港小學的系統評估，勢將恢復操練，但據說也可以有回饋作用；語文基準試雖不曾得到認受，但多考一次兩次也不壞呀；自評外評呢，的確會異化的，但反思和問責也有必要呀；諸如此類，每一項政策都有漂亮動聽的宗旨，萬箭齊發，應接不暇，本已足夠形成巨大的工作壓力，更大的壓力，來自早已深植於教師心裡的權力作用。』活靈活現地描述了隱藏權力下，教育界種種非專業的行徑。可是誰願意不務正業，不能真誠磊落，不能專注於教好學生？

這是政策的失誤，政策的荒謬，只強調商品市場的優質標準，鼓吹惡性競爭，著重監控管治，便有這種迎合市場以求生存的舉措。有校長便不諱言「名校可標榜會考成績和入大學比率，弱勢學校面對縮班殺校威脅，可透過增值指標，增加社會人士對學校的認識。」報道指教統局強調，增值資料旨在幫助學校自我評估、自我檢視學生的學習表現，以便學校改善，學校不應將數據向公眾公開，或作宣傳之用。可是，早在04年曾榮光在批評自評政策時已指出，將會導致互相監控，造成教育界互不信任和互相踐踏的惡性競爭。不但是政府監控學校，而是同區學校互相監控，事實上，這一次教統局正是收到投訴後勸喻該中學清除宣傳字句。鼓吹惡性競爭、縮班殺校威脅下，校校自危，誰不恐懼，掛橫額等種種非專業的行徑的出現也變得「順理成章」了。

造成教育界謊瞞騙隱的局面，政策制定者真的可免於責難嗎﹖究竟誰是始作俑者﹖讓學校對增值數字趨之若鶩，使學校在收生競爭激烈的氛圍下用盡種種專業與非專業的手法「搶客」，這種局面是誰造成的﹖報載羅范椒芬總結教師工作量增加的四大原因，包括社會大環境轉變、家長要求增多、學生活動增多導致專注力分散及社會的期望增高，表示教師的壓力，主要來自行政管理工作、校內團隊精神、教師進修工作及他們的家庭經濟問題。彷彿「行政管理」、「教師進修」、「家長要求」等與當局的政策無關。可是，是誰制定自評外評政策？是誰提倡語文基準試？是誰提出三年一百五十小時進修的建議﹖是誰執行縮班殺校政策﹖是誰錯誤估計適齡學童人數，更在人口減少的地區建立新校﹖是誰在學校引進「市場」機制，鼓勵校本管理，誤以為惡性競爭可以帶來進步﹖是誰造成教育界互不信任和惡性競爭﹖是誰刻意抹黑教師，造成家長對教師的不信任﹖是誰促使教育變成滿足市場的要求的商品﹖

誠然，導致腐敗的不只是權力，而是這種隱藏權力構成的恐懼，而恐懼又倒過來鞏固這個無所不在的權力。
(本文原刊於 2006年2月20日《教協教育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