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普選聯盟應記取詹培忠這句話

終極普選聯盟在6月11日的記者招待會提出：聯盟的區議會方案若獲政府接納，聯盟15名立法會議員會積極考慮支持方案，甚至指出政府作任何一項改動, 他們都會積極支持政府方案，令人慨嘆普選聯究竟了解問題癥結嗎﹖了解民意嗎﹖
6月10明報的報道，當建制派議員突然表示，2012 年方案難以改變，但2016 年立法會選舉，可以考慮民主黨提出的增加五席的方案，詹培忠表示這個方案可在2012 年落實，不用等2016 年，他說： 「就算新增5 席全部給泛民，即他們在功能組別有9 席，都不能抗衡我們（建制派）26 席啦」。這種說法意味著即使泛民的建議獲得通過，也不能改變建制派操縱功能組別的局面，這是明目張膽告訴你，這是我們的地盤。的而且確，政府方案的本質是『擴大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的出現，或者有其歷史的特殊性，但到了今天，其特權行使的劣跡昭著，在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的報告中便有具體記載，單以2008-09年為例，當中共有49項議員議案，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不獲通過， 40項是關乎民生利益及經濟，9項關於政治、法治及人權。事實上，較多關乎民生利益的議題，在分組點票機制下被否決。誠然，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只有二十三萬，更由於它們是由某一界別選出，它們所著重的往往只是自身界別的利益，而非全港市民的福祉。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明顯偏重工商界利益，工商界背景或相關行業的議員已佔30個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所謂功能界別仍有存在價值，立法會維持分組點票可平衡各方利益，根本是維護工商界特權的幌子，目前社會貧富懸殊情況嚴重，社會充滿矛盾，功能組別繼續存在，只會更多地否決與民生相關的議案，這是香港普羅巿民可以容忍的嗎﹖
普選聯的議員們，廢除功能組別，是普羅大眾的期望，請你們看清楚問題的癥結，記取詹培忠「就算新增5 席全部給泛民，即他們在功能組別有9 席，都不能抗衡我們（建制派）26 席啦」的說法，事實上，重點不在於建制派的贊同是否真的讓步，還是在拖延時間，當中根本不該存在忍多兩屆、忍多兩年的天真想法，這可是朝夕也要爭的呀，這是關乎香港人實實在在面對的生活問題，更重要的是，就算泛民在功能組別增加五席也無補於事，建制派仍佔有足以否決議案的大多數。正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所說：「終極普選聯盟的『終極』兩字，現時已不見了！若政府退讓至普選5席區議會功能組別，民主派便接受，他們是否應先改名叫『過渡普選聯盟』？這如何給香港市民一個交代？」普選聯的議員，請回到正題，要求雙普選，要求直選立法會議員，而不是修修補補，仍然糾纏在功能組別這個特權階級的溫床。容讓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繼續存在，這就是不公義，是與民為敵，這如何向香港巿民交代﹖
(2010年6月12日)

政治為甚麼不能談﹖

政治為甚麼不能談﹖

——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

六四那年，我是香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那些日子，看到的、聽到的，盡是教人傷心、令人憤怒的消息。然後有人在香港大學的太古橋寫上了「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在一九九七年六四八周年燭光晚會後，國殤之柱由港大學生護送進入港大，樹立在黃克競樓平台。雖然有人曾經想擦掉大字，雖然九七年校方曾經阻止國殤之柱進入校園。今後的日子，每年有人重漆太古橋上的大字， 有人清洗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因為我們都不會、不敢忘記六四。太古橋上的大字、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能夠保留不易，可也教人相信，大學畢竟是一個孕育知識份子的搖籃。

今年，我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六月二日早上醒來，收到中大寄來的一通電郵，驚覺大學竟以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為由，拒絕學生會將「新民主女神像」放置於中大校園內的申請。這樣的說法，教人既憤怒又傷心，舉出所謂政治中立的原則，實在是對中大師生的一種侮辱，中文大學的管治者，你們應該知道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可別對我說黑白之外還有灰色，用坦克輾過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難道可以說是對嗎？這裡容得下中立嗎﹖譴責屠夫所為，不但是政治，也是道德。

所謂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說穿了只是向當權者獻媚，這不禁教人想起哈維爾的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而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現今的香港，其實是一個充滿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的社會，君不見公投被當局如何杯葛抹黑、泛民主派如何被河蟹分化；這卻又是一個不能談政治的社會，於是有人愛把合理的訴求說成是政治化，於是扭曲文字的原意，搬出中立、溫和與理性，這些要不是麻痺人心，就是蠱惑人心。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談及在當權者的隱藏權力下，有著一個明確的訊息：「如果可能的話別碰政治——把它留給我們！你只須做我們叫你做的事情，別嘗試深入思考事情；不關你事的，別多管閒事！閉上你的嘴，做你的工作，好好照顧你自己—那你就平安大吉！」現在劉遵義不也叫中大的師生政治中立嗎﹖政治只可以是他們這些當權者的策略與手段，因而在六月四日午夜收到的電郵，談及的卻變成了「大學本著一貫對同學的關懷，了解同學對舉辦紀念活動的感受，但須顧及師生同事的安全，希望藉著密切溝通，使事件得以圓滿解決。」「政治中立」的說法在往後的幾通電郵都不見了，誠然，若如有份投票反對擺放的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強調的決定沒有政治考慮，那為何又祭出政治中立的原則呢﹖令人懷疑校方的立場究竟是甚麼。這樣的充滿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的確不該談。

大學，作為社會良心的最後堡壘，要堅持的正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是否定政治的政治，正正是大學最應該談的政治。政治為甚麼不能談﹖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當我們談學術自由、政治中立，不少人提及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如何捍衛學術自由、保護學生，我們不敢奢望劉遵義是這樣的一個校長，我們慶幸還有中大的師生、員工在捍衛學術自由、人文價值。這是六四那晚，我置身中大迎接民主女神的人群中的想法。

(2010年6月5日)

投票非關激進

投票非關激進
――為香港的民主投票去
公投運動踏入倒數階段，令人欣慰的是溫和泛民主派議員摒棄前嫌，攜手呼籲市民投票，更有多個未有參加公投的工會及泛民團體，也投入動員拉票行列，這的確是洞悉時勢、顧全大局的做法，明白公投成敗與政制改革成敗是息息相關的。

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論爭和策略被形容為「激進」的，可謂非泛民莫屬。例如在政制發展的論爭中，要求直選立法會的一方，無論是「八八直選」時要求在當年的立法局開始引入直選議席，或是十多年後要求二千年全面直選立法會，對拒絕落實這些民主訴求的議論中，都被視為「激進」，是與「循序漸進」原則相違的。至於終極普選聯盟成員之一的教協會，在過去多年的抗爭運動中，包括反對語文基準試抗爭，以及爭取縮班教師權益的絕食請願等，都曾被認為是「激進」的。

公投被視作激進，投票與否，令人猶豫不決。我們的社會，愛講中庸求和諧，今天追求民主政制，雖千萬人吾往矣不容易，可是若一味的妥協，以所謂的溫和態度，協調不同意見，期望與政府溝通，提出的是政府許可下的要求，甚至失卻了自己的立場與堅持，不但是懦弱，也離建制派不遠矣。建制派的所謂溫和是保皇，反對派的溫和又是甚麼﹖若政府推出如斯漠視民意、自圓其說的爛方案，泛民仍忍氣吞聲，一心以為放下身段可以與中央和談，這要不是太天真，就是太懦弱。

溫和民主派期望與中央對話，可不能一廂情願，也要有實力與中央進行「溝通」，當局是否願意溝通、還是只在拖延，關鍵在於實力，民意正是爭取民主的最大實力，公投是泛民與中央溝通的籌碼，正是泛民的力量所在，中央的所謂溝通，是在分化泛民的力量，如能洞悉這點，明白高投票率關乎公投的成敗，更關乎民主發展的成敗。或曰：公民黨與社民連推行公投，在佔道德高地拿便宜。可是，重要的是，公社兩黨提出的是否有利於香港人爭取民主，光看中央要求一眾建制派的人士急剎車拒絕參與選舉，光看這陣子左派的輿論排山倒海地攻擊公投，光看特首和一眾高官閃爍其詞拒談投票，便知公投的力量了。撐公投，顯示香港人對於民主的渴求、對於維護特權的功能組別的唾棄，才是有別於建制派的另一種政制向前走。

溫和泛民主派的主持者，投票非關激進，為香港的民主，讓我們投票去。
(本文刊於5月13日蘋果日報)

以放棄特權來否定特權

施安娜、戚本盛 (教育工作者)

當前政制改革的一大爭議，在於應否取消功能界別和取消的進度，其核心也就是應否取消政治特權和取消的進度。應否取消特權，其實是沒有爭議餘地的。平等，就是否定特權。當我們視平等為重大的普世價值時，當我們以平等為公義的主要內涵時，我們對政治特權的必然取態就是否定。

否定的力量，是無權勢者最後的力量，但也是最大的抗爭力量。1930年印度聖雄甘地領導的「食鹽長征」，抵制的是英殖民政府的專賣食鹽的法例；1955年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於蒙哥馬利市發動抵制乘坐巴士運動，向種族隔離政策抗爭；上世紀中葉後國際間聲勢浩大的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緣於罷買該國貨品的抵制運動；再近一點的例子，是上月末昂山素姬所領導的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決定抵制今年舉行的大選，即使該黨因此在不公平的《政黨註冊法》下有被解散之虞，即使不參選會使新政府為現政權壟斷，該黨仍然決定抵制參與，不惜這樣抗爭，為的正是否定選舉的合法性(de-legitimization)。

在香港，雖然理曲辭窮，但既得利益者仍無動於衷，要延續種種不公義，無權無勢的公民的回應決不是放棄，也決不是虛與委蛇的策略考量，反而要以公民最大的力量，以不服從、不合作以及抵制的力量來回應，簡言之，要以否定力量作回應。

香港功能界別的出現，或者有其歷史的特殊性，但到了今天，其特權行使的劣跡，在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多年來的努力下，經論者如科技大學成名教授所作的分析(《應否全面廢除功能議席？》，《明報》，2010年2月10日)，早已昭然若揭。借用教育界功能界別議員張文光的話，「這是對港人最大的政治欺凌和侮辱。」(《明報》2009年11月20日)

對這欺凌與侮辱，張文光問：「請中央明確告訴港人，這樣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個提問不能使人苟同。且不計功能組別開始的1985年，即以有直選的1991年起計，香港人承受了二十年不平等的凌辱，決不應該預設了還要持續多少日子，決不應該如終極普選聯盟所提出的，要多等兩屆，那不過有如割地賠款以換取一夕安寢之計。泛民主派所應做的，是動用否定的力量，由泛民中的功能界別議員以身作則，同意率先取消其自身的功能界別，開拓否定功能組別特權的道路。

要使他人放棄特權，放棄既得利益，的確並不容易；但由自己做起，則決非難事。如此一來，既可與眷戀特權的其他功能組別議員區分開來，免得如在近半年來多次政制辯論中，遭特權維護者引為同類，為延續不公義者所挪用；更重要的是，這種先由自身做起的抵制力量，雖或會在議會內減少數個泛民議席，但這是甘願的損失，也正是否定力量所繫，如同許多公民抗命運動一樣，參與者甘願坐牢，所突出的是法律的不義；如同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甘願被解散，也要突出新選舉法的不公。何況，多年以來彰彰甚明的，是泛民的功能議席阻擋不了特權政治對港人凌辱的事實，如今，唯其藉著放棄特權來否定特權，來突出特權政治的不公不義，才能體現泛民功能議席的最大功能。這是取消特權政治，追求平等公義重要的一步。抵制，就是徹底摧毀功能界別特權的合法性。

我們甚至認為，際此與特權政治決裂關鍵時刻，教育工作者肩負特別的社會任務，更應發揮以身作則的身教，打破那種所謂循序漸進的拖延，跨越那種沒完沒了的所謂過渡，而不是要繼續在制度內參與特權的遊戲，因為，繼續參與的效果，徒添不平等制度的合法性。不但用言論，更應用行動，率先放棄特權，否定特權，讓巿民明明白白地看到功能組別的特權本質，讓社會知道，教育界對爭取民主，追求平等公義的決心，切切實實地「為了下一代，教師爭普選」。(2010.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