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講求問責的年代，只是，在一個亂象紛陳的時空中，我們可看得清真相？
這邊廂，三月十九日的第一屆香港校長研討會中，學者校長力陳教改的不是；那邊廂教育官員指舊校問題多多，歸咎問題與校長領導無方有關，「唔好簕學校，十之八九同校長質素有關！（辦學團體）揀錯校長，學校閒閒地衰十年！」也有人質疑，那麼揀錯高官，衰多少年？究竟教育亂象紛陳，責任在誰？
報道指當近千名中小學校長參與研討會尾聲的「香港教育政策研討論壇」時，將對教改的不滿吐出，並怒轟教統局，令研討會頓變「聲討大會」。在討論會上，多位與會者紛紛狠批教統局，有人指教改過急令學校「永無寧日」、教師超高工作量苦不堪言，教改令老師無法再專注教學工作，影響教學質素，將教師與學生的距離越拉越遠，更有校長指語文政策搖擺不定，使「老師一窩蜂去讀學位，之後要基準試，老師又要去進修幾百小時……最終是剝削親近學生的時間！」
這種種不滿與憤怒，是無的放矢嗎？還是校長在領導學校時面對困境，體會同工難處、理解學生真正需要下的真情流露？有與會者更指出，現時是「商人治教育界」、「非教育界包圍教育界」、「利用商界、家長圍攻教育界」。凡此種種，實是講出了教育同工的困窘，也顯示了教育界的憤怒。誠然，教育工作者在內外交攻的情況下，如何辦好教育﹖校長所講的問題，是領導無方嗎？只是，這領導又是誰？難道作為領導教育的官員可以免責？教改是否過於理想化而與學校社會現實脫節，打著教改大旗，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拼湊上路，亂象紛陳該是必然的結果， 這種「倒瀉籮蟹」的現象，當局如何回應？
縮班、殺校的威脅也對部分學校造成壓力，影響教學，然而當局卻未能妥善處理。面對三十一間被殺學校的訴求，官員一面說讓學校有重生機會，學校若「自覺有水平，仍可邀約教統局視學，以平素教局為各校「質素保證視學」作標準，只就學校「學與教」部分進行重點評核；另一方面，當局發出通告，指出在未來數年，學校開辦班數會漸漸減少，所得資源也會按年遞減，為保障教育質素，當局會因應家長的意願，協助子女轉校，這實是變相鼓勵轉校。這種互相矛盾的政策，有益於教育嗎？事實上，教統局提出的，單從「學與教」評定學校，也忽略其他方面的發展，這不也與教改的目標背道而馳嗎？這種特別安排的視學會造成騷擾嗎﹖對學校是否有標籤作用？當局又可曾理會家長學生的選擇，當中並非純粹從一種可計算的成績來衡量，高高在上的官員，可理解當中的情感因素，還是只懂得官僚地從行政角度出裏？
推行教改，以為只有漂亮的口號與目標，便能達成，未理會前線的真實情況；衡量學校的成敗，推行縮班、殺校，講的是家長選擇，卻不承認官方的規劃失當，也不理會人口減少的現實。當我們談商界要求，講家長選擇，可曾想過真正的教育該如何？教育專業的聲音在哪裏？
這是一個問責的年代，也是一個荒謬的年代。瞎子摸象，不知全貌，若是摸教育的亂象，可找得出由誰來負責？
(本文刊於2004年4月16日《教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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