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於恐懼的自由──七一之後

恐懼是人性之一，雖然你不能叫自己不要害怕，但誰也不想成為恐懼的囚徒。 ──昂山素姬 七月二日警方由凌晨3時至早上8時半在遮打道進行強制清場，行動持續五個多小時，一共拘捕511人。接踵而來的消息，從新聞報道、從Youtube、從Facebook、從人們口耳相傳的，是511個被拘捕者遭受的不必要的武力對待，示威者毫不抵抗，安坐地上，警察竟拉頭髮扯眼鏡、拗手按穴捏臉拖頸；被拘留期間也有不合理待遇，沒水、沒糧，苦等而不能及時見律師，電話被扣留；還有在事後被拘捕的，包括5名七一遊行組織者被扣留至少7小時。學聯同學為了喚起社會關注，追求平等公義，實行公民抗命，甘願承擔違反「法律」的刑責，其他的參與者也有受苦的心理準備，畢竟這些都是參與者自己所受的苦。 可是更可怕的，莫如七一遊行司儀洪曉嫻在其被拘留了七個小時後寫的文章《檢控又檢控之後》透露的，警察在早上七點上門拉人，強行入屋後騷擾及留難其母親，甚至不讓其母出門。相信不少參與者早有心理準備，自己會受刑責、受皮肉之苦，但對於家人可能承受的壓力，是不少人所擔心的。還有近乎荒謬的如以沒有「停車熄匙」控告 七一當日在領頭車的司機，又如七月二日警方以處長曾偉雄名義向「毅行爭普選」秘書處發信警告，指其沒按照遊行及集會規定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參與者或面對即時的檢控，或是擔心如2013年「佔領中環」的義務秘書陳玉峰般被「低調通緝」及拘捕，凡此種種，對於愛好和平的、理性溫和、有些甚至有點怕事的香港人，都構成了恐懼。這正正是當權者的種種行徑企圖達致的目的，製造白色恐懼，讓香港人都害怕了，害怕參與政治，對於示威遊行等卻步，更遑論參與「佔領中環」。 7月6日「香港記者協會」發表「2014言論自由年報」，年報以《新聞自由、危城告急─香港表達自由面對嚴重威脅》為題，提到近期有中央官員訓示香港傳媒要多報道反對佔領中環的訊息。事實上，七月二日凌晨，警方於部署拘捕參與和平集會人士期間，曾要求在場採訪傳媒離開，警方此舉，侵犯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中所保障的表達自由的權利，直接打擊新聞自由，可說是香港政府對傳媒變得更為敵意的一個警號。 另一邊廂，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在《7.1行動聲明》中，提及警察的憤慨是「因為希望將尋釁滋事者和破壞治安者，將之繩之於法而激起的憤慨。」學生和巿民非暴力的抗爭，竟被視作「尋釁滋事」，而「尋釁滋事」正正是內地不少維權人士被拘留、被定罪的莫須有罪名。 昂山素姬在《免於恐懼的自由》中指出「使人腐化的，不是權力，而是恐懼。支配權力者，因恐懼失去權力而腐化。」這正好說明了當權者為何用了種種強硬的方法遏制香港人爭取民主，不但在輿論上對爭取「公民直接提名」的訴求加以否定、對佔領中環運動的公民抗命加以抹黑、對於學界在七一的佔領中環的非暴力抗爭強行清場，凡此種種，正是要把權力握在手中，而不願意推行民主政制，讓香港人有真正的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利，把權力還給人民，而是企圖把香港人的公民抗命運動扼殺於萌芽的階段。當權者如斯虛怯，正在於害怕失去權力。 七一之後，我們看到香港瀰漫著白色恐怖，誠如昂山素姬所說「恐懼不僅壓制所有的明辨是非之心，而且慢慢摧毀它。」這正是當權者想達致的效果，當我們變成冷漠、沒有了明辨是非之心，當權者便可以為所欲為。昂山素姬在2011年5月9日香港電台《鏗鏘集·免於恐懼的自由-昂山素姬專訪》中說：「我相信當你放遠目光，全面地審視世界，就明白許多事情無需恐懼，當然還有團結，從團結之中可以得到力量，所以我們正組織包括年輕人的網絡，若你有這些聯繫，你就會更堅強，就有面對恐懼的力量，恐懼是人性之一，雖然你不能叫自己不要害怕，但誰也不想成為恐懼的囚徒。」她在文章中引用伯格由克昂山的說法「不要僅僅依靠別人的勇氣與無畏。你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必須作出犧牲，去成爲一個無畏的有勇氣的英雄。只有到那時候，我們才能夠享受到真正的自由。」當學生走在前頭，作出了犧牲，但願七一後，我們不是「恐懼的囚徒」，而是更能體會團結是面對恐懼的力量。無懼才能得到自由。 (寫於2014.07.08)

普通話不是我們的母語—談普教中

教育局網頁的〈語文學習支援〉一文，將廣東話定義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經網民於2月1日瘋傳後，輿論嘩然，教育局於2月2日道歉。然而筆者更關注的是其中與用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有密切的關係。教育局的「語文學習支援」其實是當局對於語文學習、甚至是教學語言的政策，該篇教育局於2月2日收回的文章中指出，「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于2004年成立專責小組，以提升香港語文水平為終極目標。專責小組由教學顧問組成，為全港中小學，提供中文（包括普通話）及英文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其中一項工作正是「鼓勵以普通話進行語文活動或課堂學習」。 2013年財政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撥款50億注資語文基金，2014年1月10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了。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提及「語常會就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在不同語境下使用中文及英文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數據和資料。」可是筆者在語常會的網頁，除了看到在2008年因要推行普教中而做的研究、《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簡介》之外，並無任何新的數據，而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只是談及自2008年開始至2014年，合共支援了160所學校推行普教中，指出「我們相信，藉着鼓勵和支援更多學校推行普教中，這項計劃會大大有助達到推行普教中的長遠目標。」這裡明確地指出長遠目標推行普教中，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指的只是2008年語常會關於推行普教中所需的條件的研究，即具備六個條件，分別是：（1）師資、（2）學校管理層的態度及策略、（3） 語言環境、（4）學生的學習能力、（5）課程、教學及教材安排，以及（6教與學的支援。筆者早已指出，這「儼如師資及教學法問題解決了，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提高了，這是昧於現實、欠缺學理的良好願望」。這也是「言文混淆、脫離實際的無知。」 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只是指160所學校參與推行普教中的數字，但卻沒有分析當中的成效，談的只是數字，不是質素，又怎能據此而提出要求撥款繼續推行﹖更不可思議的是，教育局網頁中有關普教中的問與答中，回應「目前個別官立中小學實施以普通話教中文，教育局能否作全港性推廣，讓學子熟練掌握普通話，以提高中文修養？」指出語文基金及優質教育基金近年曾資助三項與這課題有關的研究，提及「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教育局所提及的三項研究何時進行，並沒有清楚說明，但清晰可見的是，當中提出普教中的成效未有定論，當局在考慮繼續推行時,可曾考慮成效?這斷不能是說「相信」便可以過關的，便可以斥巨資繼續投資的。 事實上，部分參與普教中計劃的學校，質疑其成效，已有報道提及小學校長指出於小一推行普教中，見過不少因普教中而引起的語言混亂；有學校曾推行半年普教中便停止，因發現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上課像教普通話多於中文課。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回應TSA測試中學生語文水平低時指出，近年不少學校推行「普教中」，用普通話教中文，老師普遍將教學生認字的時間花在教漢語拼音上，結果反削弱學生寫字能力。凡此種種，教育局可曾正視，可有交代﹖這也許是當局沒有公佈普教中成效的原因，可是巨額撥款已通過了。 關於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不得不追溯至1982年《香港教育透視 國際顧問團報告書》，其中關於教學語言的說法，對於後來的相關政策有很大影響，報告書中指出「母語是教與學的最佳語言」，認為廣州話是香港學生的「心中的語言」，有助於學生的學習。繼續堅持推行普教中的教育當局，當中應該有對語文有相當研究的學者，應該明白言與文不同，不可混淆，學好普通話，不等於提高了學生的語文水平。普通話並非大部分香港學生的母語，以推行普教中為長遠目標，是否要改變學生的心中語言﹖改變其母語﹖對於接近97%本地人口採用的語言，稱其為方言，而要加以改變，那是對於本地的語言、對於本地文化的不敬。 (本文刊於2014年2月5日《蘋果日報》，編輯把題目改為《廣東話是母語而非方言》。)

當有人率先站起來

新春佳節，喜氣洋洋，除了和家人朋友相聚，也記掛身陷囹圄的許志永。 「在一個遍地屈膝的臣民社會，總要有人率先站起來，總要有人為社會進步面對風險承受代價。」許志永如是說。這正是許志永妻子崔箏的信中所說的「因為命運真的把你推到了需要去選擇堅持而放棄其他一切的這一步。」就是面對種種的不公不義，率先站起來，提出了抗議。 看崔箏的信，眼淚不禁掉下來。許志永繫獄，不能陪伴分娩的妻子、不能見初生女兒一面，而妻子竟說「今天的結果我並不怪你，也坦然接受，但並不是因為你所堅持的東西在我看來有多麼高尚，而是因為命運真的把你推到了需要去選擇堅持而放棄其他一切的這一步。」為了自由、公義、愛，許志永「放棄」了陪伴妻子和女兒，崔箏說坦然接受，那是命運使然，獨自照顧初生女兒，而明白那是命運，但這是怎樣的命運﹖許志永在為法院答辯準備的陳詞中也說「如果你們執意迫害一個民族的良心，我將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從容接受這份榮耀。」 夫妻二人的坦然接受令人動容，可是，為甚麼身為中國人，會有這樣的命運﹖我們都盼望，這樣的事情不會在任何人身上發生。 今天許志永被關在大牢了，支持許志永的四位維權人士丁家喜、李蔚、袁冬和張寶成也被當局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送上法庭。他們率先站起來了，付出代價，如果沒有人支持、沒有人聲援，後果如何﹖這不禁令人又想起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的名言：「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誠然，連被視為「中國最溫和的維權者」許志永也被關起來了，我們還能坐視不理嗎﹖ 新春佳節，喜氣洋洋，我們在幸福中生活，不禁想起崔箏的慨嘆：「任何沒有良心的都以幸福的名義生活着；任何有良心的都在苟活。」我們不是沒有良心，可是當有人率先站起來，因而身陷困境，不禁要問：我們可以做甚麼﹖許志永在陳詞中說：「你們不要以為把我投入監獄，就能扼殺新公民運動。置身于現代文明浩浩蕩蕩的潮流之中，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公民的身份當真，把公民的權利當真，把公民的責任當真。總有一天，我十三億中華同胞將從跪倒的臣民成長為堂堂正正的公民，這一天一定會到來的，這將是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度，一個自由、公義、愛的幸福社會。」他看到的是一幅美麗的圖畫。每一個中國人「成為一個堂堂正的公民」不過是基本的人權，可是有人正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所企盼的可有到來的一天﹖我們可以做甚麼﹖那改變中國的呼喚，可曾呼喚你﹖在香港，我們憤怒，我們抗議，我們可以支持良心之友的工作，我們更要時刻警醒，維護已日漸消退的核心價值，追求公義平等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讓這些價值，不是成為口號，而是切切實實地行在我們的生活中。

葉劉淑儀、梁美芬與通識

葉劉淑儀在2014年1月6日撰文，指出新民黨在《2014年施政報告意見書》提出將通識轉為選修，早前梁美芬也提出過取消通識科的必答題，為甚麼這兩位尊貴的立法會議員，竟然關心起通識科來了﹖為甚麼她們都在嘗試削弱通識科的影響力﹖她們到底怕甚麼﹖看了以下的例子，各位看官或可找到答案。 話說某出版社的中文科的高中作文試題之一是《我目睹國旗升起的一刻》，某校的某中文教師一看，立刻觸動了「國民教育」的神經，某老師雖然害怕國民教育荼毒學生，但也持開放態度，只是在評卷參考上略作修訂，本來的評卷參考是：本文重點在於描述一次目睹升旗的過程和場面，並抒發個人的感受。某老師為免評卷者有所誤解，以為所謂感受，是要求凡國旗升起，學生多為熱血沸騰、感動落淚，乃加上了「感受各有不同，既可以是感到光榮，也可以感到羞恥與憤怒」。可是學生的答卷，卻出乎意料，這也許能說明，為甚麼那麼多人聞通識色變，要除之而後快。 整整一級四班的學生的答卷，竟然沒有一個學生所寫的國旗，不是中國的國旗，這可說是日子有功，國民教育的成功，每天的電視短片、大小場合的升旗禮，耳濡目染，大家都認定了那心中的國旗就是中國國旗了。且不說學生的答卷是否緊扣題目要求，先看看他們寫了甚麼感受。整整一級四班的學生的答卷，以目睹國旗升起而感動落淚、並以身為中國人為榮的，只寥寥無幾；一見國旗升起而想起大陸種種腐敗的則更多，甚至有以此為恥、為憾的；也有百感交集的，既及中國大國崛起的光榮，更談大國的貪腐與獨裁，進而希望有所改善，走向民主自由。 由此可見，知性上的認知，感性上的認同，二者相差甚遠，這遠非當局的洗腦可以拉近的。資訊科技發達、言論自由還未被完全扼殺，當權者無法堵住所有人的嘴巴，矇住所有人的眼睛，或像尊子畫的一幅很形象化的漫畫，綁著如囚犯的觀眾，只看CCTVB。誠然，就算你綁著他，當人有了覺醒，懂得思考，還是會揭穿虛假的現象，當中教育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匯報》2013年9月3日的社評名為〈制定指引 防通識科被政治騎劫〉，當中提及「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教師」利用通識科向學生灌輸偏頗的政治理念，當教育局準備推出國民教育的時候，《文匯報》、 《大公報》等媒體 、建制派的議員，可曾抗議，指出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教師，可能利用國民教育灌輸偏頗的政治理念﹖可見重點也許不在於是否灌輸，而在於學生接觸了甚麼、了解了甚麼，尤其是教師在課室內的發言空間還未被控制，通識科的教師還可以在課堂上讓學生從各種不同角度了解國情的情況下，讓學生學懂批判思考，就懂得揭穿欺瞞騙隱，持平地分析種種現象，這也是為何當局要借助種種途徑，消滅通識科。不是有論者指出現在走在社運前線、力撐全民提名的「學民思潮」，正是接受了通識教育的一代嗎﹖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得了嗎﹖你消滅了通識科，其他科目呢﹖你壟斷了媒體，人的思想呢﹖

誰更暴力﹖誰「教壞細路」﹖

「7.14女教師林慧思在旺角與警察爭執」事件，成為熱門話題，可是事件不只是話題，更實際上影響該老師的工作。事件中，不少人把焦點放在該教師講粗口，認為是潑婦、是語言暴力，更有不少人讚賞警察的忍耐。只是事件中，究竟誰更暴力﹖ 網上流傳的該事件短片，其實有兩個版本，引起哄動的刪節版本，不少人也是因此而對林老師加以譴責，甚至辱罵(這些話，許多可是比林老師本身的更難聽、更暴力)。短片的開始，是林老師在問為甚麼，警察指著她說：「要問的返差館，我第日同你慢慢解釋，你而家返出去」，短片中所見事件最後是林指警察是公安，罵了八公八婆，講了一句英文粗口。只是二者相較，究竟誰更暴力﹖警察可是實實在在地在行使真正的權力，不由分說，不用解釋，動輒是叫人「返差館」 用的是直接的權力，威嚇巿民，且林老師是在不斷要求解釋不果的情況下，而有了激動的言語，這或許不智、不夠冷靜，但如她所說的「我們憤怒了」這才是重點所在。 根據《主場新聞》的報道，有網民拍下另一段片段，顯示女教師是因為不滿建制團體青年關愛協會，用大型橫幅遮擋法輪功攤位，而大聲斥責青關會，後來女教師又不滿警方對青關會坐視不理，又要她離開攤位，便與警察爭論。當中林老師說：「我一定站在這裡，跟你們鬥企，你們不是第一次這樣對法輪功，我不是法輪功的人，我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我看不順眼你們青年關愛協會，這樣叫關愛，這樣是侮辱我們香港市民。這樣叫關愛？你羞不羞恥？警察還幫他們？人家有言論自由，如果共產黨做得對，幹嘛做這種缺德事？令人更加憎中國共產黨，邪惡到不得了。你別以為我不出聲，共產黨做甚麼你心知肚明，交換器官日日都有，殺人販賣器官全世界都知，你們警方還維護這種共匪。」可見林老師是看不過眼青關會的行徑而仗義執言。 這不禁令人想起《聖經》中擲石頭的故事，聖經記載一群宗教領袖帶了一個犯罪的婦人來到耶穌跟前，質問耶穌該如何處理她？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在這次事件中，若純粹譴責教師講粗口，而不看整件事，說其教壞學生，甚至說到不配做教師，那麼在家裡，講粗口的家長如何處置，在你來勢洶洶譴責時，可曾想過，你講過粗口嗎﹖或者，你講過比粗口更惡毒的話嗎﹖所謂分清是非黑白，我們要看的是事情的本質，林老師是為法輪功發聲，若你看片段，不少在旁抗議青關會的人，聲明自己不是法輪功的，法輪功「被踩場」，是明顯不過的事，警察不是要求法輪功離開，卻是拉了封鎖線，讓人不能參觀法輪功的展品，這不正中青關會的下懷，達到青關會的目的嗎﹖後來警察更無端全部撤走，青關會的人隨即發難，把法輪功的展品弄壞，而一個青關會的人在過程中被推跌，警察才又突然出現，這不能不讓人懷疑警方是否變成了公安，至少是青關會的同路人吧。 幾個有趣的數字，在學民思潮的facebook「疑似愛港力成員踢傷學民思潮成員黎汶洛！」只有800多人like，172人share，40多個comment。那個林慧思事件刪節版本，在爆料快報facebook的「阿SIR冷靜應對發火女教師!!」，31225人like，12438人share，9258個comment，當中大部份是對該教師的口誅筆伐，可說是群情洶湧，甚至有人提供資料，著人到教師任教的學校投訴。警方對於愛港力成員踢傷黎汶洛，似乎沒有積極處理，而網民的迴響也不如「阿SIR冷靜應對發火女教師!!」般熱烈，當然，這當中不排除有五毛的存在，可是也看到了部份巿民的特性，我們對粗口很敏感，對女教師講粗口很反感，可是卻看不到比粗口更暴力的警力，更看不到青關會對法輪功的挑釁，對香港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破壞。譴責「粗言穢語」「教壞細路」，但對於另外一些教壞細路的行為如特區官員的語言偽術、以謊言為真，官商勾結，我們可曾譴責、抗議，指其「教壞細路」﹖ 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的名言：當納粹來抓共產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當他們囚禁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的時候，我沒有抗議；我不是工會會員。當他們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林慧思老師仗義執言，聲援法輪功，正如她接受一個網台節目訪問時曾表示：「香港人再係咁沈默，就會企咗去邪惡嗰邊‧‧‧‧‧‧出聲真係要勇氣，希望大家都有呢份勇氣。」我們或許只看到女教師與警察的爭執，卻不曾深思是誰讓警察與巿民處於這種對立的局面；我們也許只看到警民的衝突，卻不曾警覺一隻無形的手，正逐漸在扼殺香港的核心價值。但願這一次的事件，讓我們覺醒，我們身處的社會正陷於困境，而不只是停留在譴責粗口的道德潔癖。 僅以此文，作為對林老師的支持。 參考資料： 爆料快報刪節版(5分多鐘) 完整版(8分多鐘) 主場新聞《不滿青關會 與警爭執 教師道歉》

我們要一個怎樣的師生關係﹖

看過教育評議會和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的「教師教學專業與道德操守的檢視」研究小組的問卷，除了對庫斯克提出的「伊朗式教師專業操守問卷」的說法深感認同外，也令我想起了我們要一個怎樣的師生關係、人際關係。 這是一份概念不清的問卷，此研究的中文名稱為「教師教學專業與道德操守的檢視」，英文卻是「Teachers’ professional conduct and moral standard」，其研究解說一方面談教學專業及道德操守，另一方面卻又變成了教師專業操守，問卷內容既有所謂關乎道德操守的，卻在第四部份問及如何建立融合教室的能力，不倫不類，令人費解，其研究的目的究竟是甚麼。當然，更重要的是內裡的問題充滿了偏見。 問卷的第一部份共50題，大部份涉及師生關係，多為負面的描述，也有些是灰色的，誠然，問題問甚麼，其實在說關注甚麼，至少是覺得這些可能有問題。其中有兩道涉及歧視的問題，試想像一下，如果你被問及曾否參與「向學生分享其對不同族群的偏見」，有人會與他人「分享」「偏見」嗎﹖答案一定是沒有的，如果我們因而得出教師都沒有參與，都認為這有違專業操守，這很不科學吧。至於問教師可曾參與「教導學生同性戀是病態行為」，這種對同性戀的描述，本身便充滿偏見。且不說兩道關於師生戀的題目，可見研究小組對師生戀的關注，其中還有一些似是而非、充滿「嫌疑」的問題，例如問及教師可曾參與「為安撫異性學生的情緒而擁抱他/她」 、「為安撫同性學生的情緒而擁抱他/她，」這種問題，本身便帶著有色眼鏡，這裡隱隱然有一種假設，是對於異性學生的尊重，尤其是女學生，可是也在師/生，男/女之間設下了界線，是性別刻板化，也損害師生關係。還有問及「接受學生邀請出席私人派對」 、「主動引導學生討論與性有關的課題」 、「接受個別學生對你的獨特稱呼(如：「契媽」、「契哥」 ) 」 、「參與課堂以外學生群安排的活動(如看戲、聽古典音樂)」 。更有兩道涉及教師的打扮，問及可曾「作性感的打扮回校」、「作潮流的打扮回校」，究竟甚麼是性感與潮流呢﹖這令筆者想起根據真人真事拍攝而成的電影《非常教師》(Dangerous Minds)，當中米雪菲花(Michelle Pfeiffer)扮演一個退伍的海軍轉任教師,滿腔熱誠,希望能感化一群放棄自己,視失敗為理所當然的低下層青少年.她竭盡所能,嘗試獲得學生的信任,並改變他們對生命的態度, 在電影的介紹說她打破規則和改變了他們的生命(she broke the rules and changed their lives.)她用卜戴倫的歌詞教導，鼓勵學生建立積極人生觀，透過教導學生空手道，以學生有興趣的方式來獲得學生的認同，藉由自掏腰包帶學生到遊樂場以作鼓勵，舉辦詩歌比賽等方式帶領學生讀詩，引領學生去思考甚麼是「選擇」。快樂悲傷時與學生相擁，單獨與一個學生到餐廳晚膳作為獎品，這些大概都犯了問卷裡面所及的可能引致有違教師專業操守的行為了。而她做的種種，卻成功改變了那些學生。 問卷除了問及教師是否參與這些行為，更問及這些行為是否有違教師專業操守。問卷之前的研究介紹，開宗明義便指出「近年香港教師教學專業及道德操守的議題，備受關注。」誠然，近年接連發生有關教育人員失德行為的事件，備受關注，可是問卷中所及，是否又能做到其所說的「中立及客觀的研究」呢﹖當然我們不能認定提出的問題便是研究小組本身的立場，但卻可從所問，分析其可能帶來的後果。問卷的問題，既然大部份是負面或有「嫌疑」的行為，令填答者很容易偏向於否定所有提及的行為。為了要使校園成為所謂「安全」的空間，可能令教師步步為營，宣揚了僵化的人際互動，把一些並無惡意、無甚惡果的戲耍玩笑，一些不太需要嚴肅處理的互動，視作嫌疑行為，讓校園成為一個嚴厲的、毫無彈性的地方。試想想，在這樣的校園中，能做到《香港教育專業守則》 (http://cpc.edb.org.hk/Chinese/code02.htm)中關於教育工作者對學生的義務，「與學生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關係」嗎﹖當然，我們都可以小心奕奕，可以選擇根據課程要求教學，可以與學生保持距離，只是教育應該是這樣嗎﹖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資料，將用在甚麼地方﹖也許正如其引言所說，焦點在於應否全面覆蓋包括個人道德的範疇，其所得資料，會否成為保守價值的代言者。他日公佈調查結果，是否有助於塑造教師保守的形象，作為一種對於性別、對於師生關係的保守論述，進一步強化性別刻板化，師/生，男/女之間有界線，令校園生活更枯燥乏味，其充滿猜疑與自保。

我的固執之一──手機

執迷不悔是我的飲歌，的確不少人說我執著，這次談談我對手機的執著。 這年頭，把手機說是生活的必需品，是太小覻這玩意了，它已成為不少人的耳目與嘴巴。常常見到年青人，甚麼時候也帶著電話在身上，當學生的，若非校規所限，上課下課，隨時隨地拿出來看一看，有些更是以身犯險，冒著犯校規也要偷偷地拿出來看看，悄悄寄一兩句無關痛癢的閒話。雖然是校了震機，可是只要一震，便震動了那正在做的正經事了，心癢癢想著有甚麼訊息來了。學生這樣，不能專心；教師這樣，也是不能專心呀。試想想，你正在講述著《再別康橋》追尋的美夢，那一震，康橋的美夢給震碎了；你正在講著如何演繹與歸納，那一震，邏輯也便震亂了。要是這一震動，你便把電話拿出來，那更是完全不專業了，作為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該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總不能我們禁止學生上課時用電話，而當教師的卻那麼「堂堂正正」、大剌剌地用起來呀。 對於手機，我有一份執著。我很堅持的，除非有特殊的情況，就是不帶電話進教室。我想，這是一種專業吧，進教室，是教學，便要專心，或許你覺得我食古不化，也許你會說我年紀大了，這是過份認真呀，這個年代，大家都不在乎這些的呀。誠然，這個年頭，我們好像甚麼都不在乎，只是，這種不在乎，是對於教學工作的輕率，對於教學的不尊重，正如你約了朋友出來聚會，卻只顧低頭不斷在玩自己的手機，也是對於朋友的不尊重，也許你會說，大家都是這樣的，沒所謂呀，別太認真，的確，我們的生活裡，那種不在乎的風氣在漫延，只是不在乎，以至不尊重，可不是我們樂意見到的吧。 對於手機的這種執著，也許與年紀無關吧。對於電子產品，我很喜愛，最近又剛換了新手機，很早很早，那是還未有IPhone的日子，我已用smartphone玩遊戲了，坐車、等人，甚至閑在家裡時，總低頭玩遊戲、whatsapp、facebook、email，最近更開始用Tango，可是我還是堅持，不帶電話進教室。

教育不是規訓──從斯諾登到鮮魚行

教育不是規訓──從斯諾登到鮮魚行 鬧得滿城風雨的斯諾登，離開香港了，相比起斯諾登，6月15日一個時事節目裡面播放鮮魚行學校在校內安裝了40多部閉路電視(俗稱天眼)，可能也是小事一宗，可是於筆者看來，二者既有相通的地方，也可以說更值得我們關注。 美國國安局局長為監控計劃辯護時，政府過去數年透過監控加上其他情報，防止的50多宗恐襲，至少10宗是企圖襲擊美國，強調監控項目在保護美國和全球盟友安全具重要價值，這正如該節目中有人指出閉路電視對於好人是保障，對於壞人是警惕，也的確有人認為，國家為了反恐，必然要犧牲個人私隱。可是，政府也要受公眾監察及授權，任何監控都要理據，任何權力都要制衡，國家如是，學校也如是。 該節目中，鮮魚行學校的禮堂、走廊、課室、校長室、教員室都安裝了閉路電視，節目主持說是「避不過天眼的追踪」，然而校長指出學生不太留意安裝了閉路電視，「學生學習照樣很正常，玩的繼續玩，頑皮的繼續頑皮」，不過就學懂一件事，如果錯了便很快承認，如果不承認，一看錄影，就會加重懲罸。校長指出最初只為了保安作用，後來才發現可以發揮更大功能，令人吃驚的是，節目中所見，如果學生有秩序問題，立刻有教師開擴音器遙控情況，甚至可以讓家人透過閉路電視觀察學生上課，當然這裡也不排除校方可以隨時看教師上課了，校長稱為閉路電視的多元化，不純為防盜，防止欺凌，幫助學校管理，還可以釋除家長疑慮，他覺得安裝閉路電視沒所謂，可是節目中受訪的學生認為並不想讓人看著，覺得被人監視。 這不禁令人想起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提及的「全景敞視」（panopticon）監獄，福柯指出由邊沁設計的全景敞視監獄中，每個犯人都監禁在個別的小房間，且無時無刻都被中心塔內的警衛監視著。透過逆光效果，這棟建築物內除了中心塔內部外，其餘房間均如透明般的明亮，所以小牢房內每個人的一舉一動皆會輕易地被中央監控者監察著。這位監控者可以在塔中任意觀看他人，但他人只知有人監視，卻看不到監控者。監視者的目光長久注視著犯人的身體，而犯人完全無法回應監視者的目光，那麼犯人自然而然地就會將這種幽靈般無形的凝視內化於主體日常的自我監視中。如此一來，最後每個犯人都會自我紀律，因為他們全都覺得隨時隨地均被人監視著，而這外在的凝視在這高效率規訓過程中逐漸轉化成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在福柯看來，學校與現代的監獄無異，該節目中讓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現象。 在該節目中，「香港人權監察」的羅沃啟指出這種安裝閉路電視的做法，讓人麻木，使人對維護自己權益慢慢失去感覺，尤其是在學校裡面，你自小被監視著，習以為常，將來對自己的私隱，未必有充份保障的意識。誠然，這種舉措，師生的私隱得到保障嗎﹖受影響的人被諮詢了嗎﹖尤其是學生，受影響的人知道使用資料的目的，如何處理資料嗎﹖可以拒絕被監視嗎﹖ 然而，這又豈只是私隱問題，這種做法，是一種規訓權力的體現，即福柯所謂的「微觀權力」（micro-power）的展現，內化監視現象使得「權力的效果能伸入每個人最精微和潛藏的部份」，福柯指出此種自我規訓權力，藉由犯人內化的監督來訓練及生產宛若羔羊般「溫馴的身體」（docile body），以便於政府合法的霸權式管理。教育，不是監視，上學也不該尤如坐牢。令學生「避不過天眼的追踪」，讓學生規行矩步，這是我們樂意見到的新一代嗎﹖

「美好」的回憶

學生說新年要來老師家裡玩，於是十多個大男孩，浩浩蕩蕩地踏進了我這只有數百尺的家，滿滿地擠滿一個客廳，好不熱鬧。這裡好幾個是2006年我當他們班主任的學生，轉眼已高中畢業，上了大學、到了IVE，也有到社會大學去了，總算都「著落」，沒有一個是懶懶散散地過日子。吃飯時談起了他們的中一，談同學如何欺凌，談班裡的一個大家姐如何命令他們欺負其他同學，然後又如何一起應付這個大家姐，談那時那些同學如何戲弄那個阿SIR，還有談感受到訓導主任的威嚇。長大了，這些都成為他們童年的一部份，回憶總是美好的，當年的那些不滿、那些恐懼、那些不安，現在都在談笑間、在互相取笑間，成了美好的回憶，我問，為何突然變乖﹖那大男孩語重心長地說：幸好我鄰座的同學是個認真學習的人，我跟住他，漸漸對數學有了更大興趣，也就立下心腸要讀書了。老師，真的看你碰到甚麼人，和甚麼人一起呀。 那是一班當時全級最玩劣的，幾個好事者戲弄一個SEN的學生，有些則是旁觀的，欺凌被我制止了，跟著的日子，我還特意派一兩個份外正氣的學生，幫忙「保護」那個學生。只是原來還是有些我未必知道的細節，事過境遷，但有些事，並不是美好的回憶可以美化的。在融合教育的政策下， SEN的學生可以得到適當的照顧嗎﹖美其名融合，把學生放進主流學校，沒有足夠的資源、足夠的配套，可能令這些學生更孤立無援。 有人問：在這些「美好」的回憶中，當年心靈受創者會說出實況嗎？這令我想起當年那個總是一個人、避開同學的SEN仔。 ==== 後記，學生來後，讓我想起了2006年因著他們而寫的幾篇教學隨筆，如今，再續。

終極普選聯盟應記取詹培忠這句話

終極普選聯盟在6月11日的記者招待會提出：聯盟的區議會方案若獲政府接納，聯盟15名立法會議員會積極考慮支持方案，甚至指出政府作任何一項改動, 他們都會積極支持政府方案，令人慨嘆普選聯究竟了解問題癥結嗎﹖了解民意嗎﹖
6月10明報的報道，當建制派議員突然表示，2012 年方案難以改變，但2016 年立法會選舉，可以考慮民主黨提出的增加五席的方案，詹培忠表示這個方案可在2012 年落實，不用等2016 年，他說： 「就算新增5 席全部給泛民，即他們在功能組別有9 席，都不能抗衡我們（建制派）26 席啦」。這種說法意味著即使泛民的建議獲得通過，也不能改變建制派操縱功能組別的局面，這是明目張膽告訴你，這是我們的地盤。的而且確，政府方案的本質是『擴大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的出現，或者有其歷史的特殊性，但到了今天，其特權行使的劣跡昭著，在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的報告中便有具體記載，單以2008-09年為例，當中共有49項議員議案，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不獲通過， 40項是關乎民生利益及經濟，9項關於政治、法治及人權。事實上，較多關乎民生利益的議題，在分組點票機制下被否決。誠然，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只有二十三萬，更由於它們是由某一界別選出，它們所著重的往往只是自身界別的利益，而非全港市民的福祉。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明顯偏重工商界利益，工商界背景或相關行業的議員已佔30個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所謂功能界別仍有存在價值，立法會維持分組點票可平衡各方利益，根本是維護工商界特權的幌子，目前社會貧富懸殊情況嚴重，社會充滿矛盾，功能組別繼續存在，只會更多地否決與民生相關的議案，這是香港普羅巿民可以容忍的嗎﹖
普選聯的議員們，廢除功能組別，是普羅大眾的期望，請你們看清楚問題的癥結，記取詹培忠「就算新增5 席全部給泛民，即他們在功能組別有9 席，都不能抗衡我們（建制派）26 席啦」的說法，事實上，重點不在於建制派的贊同是否真的讓步，還是在拖延時間，當中根本不該存在忍多兩屆、忍多兩年的天真想法，這可是朝夕也要爭的呀，這是關乎香港人實實在在面對的生活問題，更重要的是，就算泛民在功能組別增加五席也無補於事，建制派仍佔有足以否決議案的大多數。正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所說：「終極普選聯盟的『終極』兩字，現時已不見了！若政府退讓至普選5席區議會功能組別，民主派便接受，他們是否應先改名叫『過渡普選聯盟』？這如何給香港市民一個交代？」普選聯的議員，請回到正題，要求雙普選，要求直選立法會議員，而不是修修補補，仍然糾纏在功能組別這個特權階級的溫床。容讓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繼續存在，這就是不公義，是與民為敵，這如何向香港巿民交代﹖
(2010年6月12日)

政治為甚麼不能談﹖

政治為甚麼不能談﹖

——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

六四那年，我是香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那些日子，看到的、聽到的，盡是教人傷心、令人憤怒的消息。然後有人在香港大學的太古橋寫上了「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在一九九七年六四八周年燭光晚會後，國殤之柱由港大學生護送進入港大，樹立在黃克競樓平台。雖然有人曾經想擦掉大字，雖然九七年校方曾經阻止國殤之柱進入校園。今後的日子，每年有人重漆太古橋上的大字， 有人清洗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因為我們都不會、不敢忘記六四。太古橋上的大字、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能夠保留不易，可也教人相信，大學畢竟是一個孕育知識份子的搖籃。

今年，我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六月二日早上醒來，收到中大寄來的一通電郵，驚覺大學竟以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為由，拒絕學生會將「新民主女神像」放置於中大校園內的申請。這樣的說法，教人既憤怒又傷心，舉出所謂政治中立的原則，實在是對中大師生的一種侮辱，中文大學的管治者，你們應該知道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可別對我說黑白之外還有灰色，用坦克輾過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難道可以說是對嗎？這裡容得下中立嗎﹖譴責屠夫所為，不但是政治，也是道德。

所謂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說穿了只是向當權者獻媚，這不禁教人想起哈維爾的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而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現今的香港，其實是一個充滿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的社會，君不見公投被當局如何杯葛抹黑、泛民主派如何被河蟹分化；這卻又是一個不能談政治的社會，於是有人愛把合理的訴求說成是政治化，於是扭曲文字的原意，搬出中立、溫和與理性，這些要不是麻痺人心，就是蠱惑人心。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談及在當權者的隱藏權力下，有著一個明確的訊息：「如果可能的話別碰政治——把它留給我們！你只須做我們叫你做的事情，別嘗試深入思考事情；不關你事的，別多管閒事！閉上你的嘴，做你的工作，好好照顧你自己—那你就平安大吉！」現在劉遵義不也叫中大的師生政治中立嗎﹖政治只可以是他們這些當權者的策略與手段，因而在六月四日午夜收到的電郵，談及的卻變成了「大學本著一貫對同學的關懷，了解同學對舉辦紀念活動的感受，但須顧及師生同事的安全，希望藉著密切溝通，使事件得以圓滿解決。」「政治中立」的說法在往後的幾通電郵都不見了，誠然，若如有份投票反對擺放的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強調的決定沒有政治考慮，那為何又祭出政治中立的原則呢﹖令人懷疑校方的立場究竟是甚麼。這樣的充滿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的確不該談。

大學，作為社會良心的最後堡壘，要堅持的正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是否定政治的政治，正正是大學最應該談的政治。政治為甚麼不能談﹖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當我們談學術自由、政治中立，不少人提及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如何捍衛學術自由、保護學生，我們不敢奢望劉遵義是這樣的一個校長，我們慶幸還有中大的師生、員工在捍衛學術自由、人文價值。這是六四那晚，我置身中大迎接民主女神的人群中的想法。

(2010年6月5日)

投票非關激進

投票非關激進
――為香港的民主投票去
公投運動踏入倒數階段，令人欣慰的是溫和泛民主派議員摒棄前嫌，攜手呼籲市民投票，更有多個未有參加公投的工會及泛民團體，也投入動員拉票行列，這的確是洞悉時勢、顧全大局的做法，明白公投成敗與政制改革成敗是息息相關的。

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論爭和策略被形容為「激進」的，可謂非泛民莫屬。例如在政制發展的論爭中，要求直選立法會的一方，無論是「八八直選」時要求在當年的立法局開始引入直選議席，或是十多年後要求二千年全面直選立法會，對拒絕落實這些民主訴求的議論中，都被視為「激進」，是與「循序漸進」原則相違的。至於終極普選聯盟成員之一的教協會，在過去多年的抗爭運動中，包括反對語文基準試抗爭，以及爭取縮班教師權益的絕食請願等，都曾被認為是「激進」的。

公投被視作激進，投票與否，令人猶豫不決。我們的社會，愛講中庸求和諧，今天追求民主政制，雖千萬人吾往矣不容易，可是若一味的妥協，以所謂的溫和態度，協調不同意見，期望與政府溝通，提出的是政府許可下的要求，甚至失卻了自己的立場與堅持，不但是懦弱，也離建制派不遠矣。建制派的所謂溫和是保皇，反對派的溫和又是甚麼﹖若政府推出如斯漠視民意、自圓其說的爛方案，泛民仍忍氣吞聲，一心以為放下身段可以與中央和談，這要不是太天真，就是太懦弱。

溫和民主派期望與中央對話，可不能一廂情願，也要有實力與中央進行「溝通」，當局是否願意溝通、還是只在拖延，關鍵在於實力，民意正是爭取民主的最大實力，公投是泛民與中央溝通的籌碼，正是泛民的力量所在，中央的所謂溝通，是在分化泛民的力量，如能洞悉這點，明白高投票率關乎公投的成敗，更關乎民主發展的成敗。或曰：公民黨與社民連推行公投，在佔道德高地拿便宜。可是，重要的是，公社兩黨提出的是否有利於香港人爭取民主，光看中央要求一眾建制派的人士急剎車拒絕參與選舉，光看這陣子左派的輿論排山倒海地攻擊公投，光看特首和一眾高官閃爍其詞拒談投票，便知公投的力量了。撐公投，顯示香港人對於民主的渴求、對於維護特權的功能組別的唾棄，才是有別於建制派的另一種政制向前走。

溫和泛民主派的主持者，投票非關激進，為香港的民主，讓我們投票去。
(本文刊於5月13日蘋果日報)

以放棄特權來否定特權

施安娜、戚本盛 (教育工作者)

當前政制改革的一大爭議，在於應否取消功能界別和取消的進度，其核心也就是應否取消政治特權和取消的進度。應否取消特權，其實是沒有爭議餘地的。平等，就是否定特權。當我們視平等為重大的普世價值時，當我們以平等為公義的主要內涵時，我們對政治特權的必然取態就是否定。

否定的力量，是無權勢者最後的力量，但也是最大的抗爭力量。1930年印度聖雄甘地領導的「食鹽長征」，抵制的是英殖民政府的專賣食鹽的法例；1955年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於蒙哥馬利市發動抵制乘坐巴士運動，向種族隔離政策抗爭；上世紀中葉後國際間聲勢浩大的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緣於罷買該國貨品的抵制運動；再近一點的例子，是上月末昂山素姬所領導的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決定抵制今年舉行的大選，即使該黨因此在不公平的《政黨註冊法》下有被解散之虞，即使不參選會使新政府為現政權壟斷，該黨仍然決定抵制參與，不惜這樣抗爭，為的正是否定選舉的合法性(de-legitimization)。

在香港，雖然理曲辭窮，但既得利益者仍無動於衷，要延續種種不公義，無權無勢的公民的回應決不是放棄，也決不是虛與委蛇的策略考量，反而要以公民最大的力量，以不服從、不合作以及抵制的力量來回應，簡言之，要以否定力量作回應。

香港功能界別的出現，或者有其歷史的特殊性，但到了今天，其特權行使的劣跡，在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多年來的努力下，經論者如科技大學成名教授所作的分析(《應否全面廢除功能議席？》，《明報》，2010年2月10日)，早已昭然若揭。借用教育界功能界別議員張文光的話，「這是對港人最大的政治欺凌和侮辱。」(《明報》2009年11月20日)

對這欺凌與侮辱，張文光問：「請中央明確告訴港人，這樣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個提問不能使人苟同。且不計功能組別開始的1985年，即以有直選的1991年起計，香港人承受了二十年不平等的凌辱，決不應該預設了還要持續多少日子，決不應該如終極普選聯盟所提出的，要多等兩屆，那不過有如割地賠款以換取一夕安寢之計。泛民主派所應做的，是動用否定的力量，由泛民中的功能界別議員以身作則，同意率先取消其自身的功能界別，開拓否定功能組別特權的道路。

要使他人放棄特權，放棄既得利益，的確並不容易；但由自己做起，則決非難事。如此一來，既可與眷戀特權的其他功能組別議員區分開來，免得如在近半年來多次政制辯論中，遭特權維護者引為同類，為延續不公義者所挪用；更重要的是，這種先由自身做起的抵制力量，雖或會在議會內減少數個泛民議席，但這是甘願的損失，也正是否定力量所繫，如同許多公民抗命運動一樣，參與者甘願坐牢，所突出的是法律的不義；如同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甘願被解散，也要突出新選舉法的不公。何況，多年以來彰彰甚明的，是泛民的功能議席阻擋不了特權政治對港人凌辱的事實，如今，唯其藉著放棄特權來否定特權，來突出特權政治的不公不義，才能體現泛民功能議席的最大功能。這是取消特權政治，追求平等公義重要的一步。抵制，就是徹底摧毀功能界別特權的合法性。

我們甚至認為，際此與特權政治決裂關鍵時刻，教育工作者肩負特別的社會任務，更應發揮以身作則的身教，打破那種所謂循序漸進的拖延，跨越那種沒完沒了的所謂過渡，而不是要繼續在制度內參與特權的遊戲，因為，繼續參與的效果，徒添不平等制度的合法性。不但用言論，更應用行動，率先放棄特權，否定特權，讓巿民明明白白地看到功能組別的特權本質，讓社會知道，教育界對爭取民主，追求平等公義的決心，切切實實地「為了下一代，教師爭普選」。(2010.04.06)

分班分科不是標籤﹖——無視現實環境的教學語言微調方案

報載教育局長孫明揚見六大議會後，教育局發言人指，目前中中、英中的標籤仍然普遍，暫未能以全英語學習的學生，若能試行於一、兩科作英語學習，有助淡化標籤效應影響，對其學習亦有積極作用，因此考慮讓中學有更大彈性，安排其教學語言。英語恍如萬應靈丹，讓學生積極學習，靠的是英語，那97年之前大部份學校不是稱作英文中學嗎﹖為何卻有不少失去學習動機的學生﹖我們的確都了解「中中」與「英中」標籤效應帶來的惡果，我們都想將之淡化，必須要問的是：微調方案有淡化作用嗎﹖真的可以改善目前母語教學的學習優勢無法彰顯、中中變為次等學校的局面嗎﹖犧牲其他科目的學習，以淡化現時「中中」與「英中」標籤，這是教育嗎﹖將來「英班」與「中班」的標籤，又該用甚麼淡化﹖「英科」與「中科」、「英組」與「中組」又如何﹖這不是更近身的分隔嗎﹖不是更明顯、更細緻的標籤嗎﹖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早在90年教統會四號報告書便提出現實情況是「家長認為採用英語教學會有利他們子女的將來發展，所以便向學校施加壓力，要採用英語教學。」可是「學校又恐怕如自行改用中文教學，可能因此而接受較低等級的學生。」這裡已指出了採用英語教學可作為收生的招徠的現實，在05年的《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也提出「學界不少人士承認，現時的客觀環境，比實施《指引》(1997)前，更不適宜完全由學校自訂教學語言的準則。適齡學童人口持續下降，家長對英語教學仍有偏愛，加上學校在公開考試的成績往往是家長選校的主要考慮因素，因此學校都極力爭取學生和吸引質素較好的學生。」，誠然，如報告所言，『面對收生和教育理念的矛盾，學校往往會身不由己，結果只會令中學教學語言再次出現如1998 年之前「名英實中」的不理想景況。』在現時縮班殺校陰霾籠罩的情況下，分班、分科、分組英語教學，可以不成為招徠的手段嗎﹖所謂「願意讓學校高度自主，以分科、分組、分時段甚或自行選取課節用英語授課，整體而言學校可用至少25%的課時以英語授課」，距離由學校自訂教學語言還遠嗎﹖這能不加劇惡性的收生競爭嗎﹖

或說有「一個有效的質素保證監察機制」便行，將來由專家學者、學校及政府代表組成的小組監察及支援，可是，所謂監察，可以是另一種的騷擾，可以是更違反教育專業，報載教育局將要求各校呈交三年計劃，詳述如何落實英文教學，並須公開學生在公開考試及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成績，另上呈校評報告等，供公眾及教育局監察，這正是既擾民又加劇競爭的明顯例子。全港性系統評估06年首次在中三舉行，教育統籌局呼籲學校只可將數據用於改善教學，須嚴格遵守數據使用守則，以避免為學校之間帶來不必要及不恰當的比較；學校亦不可把評估數據用作推廣用途。教統局並曾警告向外公開資料的中學。此一時彼一時，08年的今天，為了推行英語教學，當局卻又把公開這些成績即將造成的惡性競爭拋諸腦後了。



只看到中中、英中分流是標籤，卻看不到分班分科分組也是標籤，把教育視作學習英語，這是何等荒謬﹖我們看到目前教學語言政策產生了問題，可是改變，是要改良，而不是朝著更壞的方向走。



本文刊於20080630《明報》

一隔再隔反教育——看教學語言微調方案

造成今天母語教學的學習優勢無法彰顯、中中生入讀本地大學的相對機會遠低於英中生、中中變為次等學校的局面，問題不是母語教學，而是因著母語教學而來的英中、中中分隔政策，如今用校內分班，只是加劇分隔的問題、擴大分隔的範圍，而不是改善問題。
當了多年語常會主席、一直關注教學語言的田北辰說出了很發人深省的話：「用英文去學其他科，絕對不是解決方法。若學生能力不夠，將他放在英文班內，用英文學其他科，就會是『雙失』。且看現時微調方案一再強調的85%這個神奇數字，當局一再強調學校每班只要有85%學生適合以英文授課，就可申請為英文班，05年2月曾榮光出席《政黨論壇》時，批評《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諮詢文件，定出四成小六生適合以英語教學，是一個「偽科學」的做法，因為拉曲線的計算方式找不到真正適合以英語教學的學生，早在86年的教統會第二號報告書時已提及語文研究計劃，指出當時中三只有30%學生用英語教學時能有良好表現，可是後來實行母語教學時政策又變了用全港的40%。誠然，每所學校若有85%這類學生，則可用英語，這裡其實已犧牲了15%學生，以前受影響的是114所英中，微調方案後可能變成每所學校也有這樣的15%，把受影響的範圍擴大了，這是我們樂見的嗎﹖或者有人說，我們應該重視的是那85%的精英，在精英主義作崇的社會價值下，這想法是理所當然的，作為家長的更想自己子女是精英的一份子，問題是，這是對精英更好，甚至最好的做法嗎﹖當我們說中學生上不了大學，為何不是改革收生制度，不是想方設法教好英語，而是為了讓英語更好，犧牲其他科目﹖當初推行母語教學的那番大道理拋到哪裡去了﹖在母語教學政策實行一年後(99年11月)的《教學語言調查研究撮要》裡提及：1. 調查結果清楚印證母語教學能使教學更多樣化，教師也更容易引導學生深入淺出探討課題。在中文中學，老師教學愉快，與學生的關係融洽親切，而學生在課堂上較熱烈參與討論。這種現象甚至在學生能力水平較差的中中，也很普遍。 2. 只有少數的英文中學的校長和教師認為用英語授課可達致相同的效果。這些調查所得是假象嗎﹖還是時移世易，這些都不重要了﹖該調查更指出，中中或英中，無論校長還是教師，大部份都認同只有少數學生有能力用英語學習。05年《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報告》便指出部分英中學生承認，以英語學習不但需要加倍努力，而且往往事倍功半，不是每個同學都能應付的。08年的今天，這些不再是問題了嗎﹖
請循其本，用英語，學生學到嗎﹖是否學得最好﹖學甚麼﹖是否符合85這個數字，大家便心安理得了？這是培育精英，還是扼殺精英，全社會只為培育英語人才，其他的可以休矣，全部科目為英語服務，卻美其名為增強其學習信心，可以上大學。培育人才，等於培育英語人才﹖這是犧牲了讓這些精英發展得更為卓越的可能，遺禍之大，大家可曾洞察﹖微調方案能淡化語言分流釀成的標籤效應，還是更涇渭分明地把用英語學習與用母語學習的學生分隔﹖當年為母語教育而做的種種研究全忘了，那些當年視作合理的說法都只為了推行政策而設﹖現在搬出當年反對的一套出來，出爾反爾，這是教育，還是反教育﹖

原文刊於20080625《明報》

敢於不近人情的勇氣

在今年司徒華先生的壽宴上，大家都來講一點對他的感受，雖然我在教協會日子很淺，只是七、八年的時光，與他的接觸不是太多，卻有很深的體會，當天我說：司徒先生是一個很有風骨的人，對於理想、價值的堅持，很值得佩服，我更祝願教協會往後的日子，沿著司徒先生當年建會時的理想與價值走下去。
三月十六日在《明報》看到楊又好的《我與華叔共事二十年多》，更一次印證了我的想法，那可是共事廿多年的同事在平常工作中的具體觀察與感受，當中最令我佩服的是談到同事發覺當校長的司徒先生未如許多校長般請同事吃東西，於是提議司徒先生請大家飲茶，他卻說： 「我賺一份人工，你們每人也賺一份人工，為甚麼我要請你們飲茶？」。還有後來司徒先生於《三言堂》以《欠債還錢》為題，回應楊文，談及代課問題，指出有正數大的，想自動為某一負數大的還債，他因為這樣會有私人利害關係的流弊而拒絕了這些同事的好意。這是兩件小事，卻都是可被視作不近人情的舉措，然而從中更見司徒先生重視的是甚麼，重點在事，這種勇氣，作為一校之長，作為一個組織的領袖，尤其重要，在這個講求人情親疏的中國人社會裡，尤為重要，不在討好他人，不怕擔上絕情的惡名，而在乎事情的影響，不近人情，其實是更近人情的，更洞悉世情的，防止的正是因講求人情而誤了公義、耽了正事。這種敢於「不近人情」的勇氣，是可貴的，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所謂「善柔」，善於裝出和悅的臉色討好順從他人，這是對朋友的損害。當教師的，當上司的，當領袖的，當我們看見學生、看見下屬、看見後進做錯了，若我們只包容，不指出其錯處，生怕指出了惹來不快，自己做不成好人，那其實是對他們的一種戕害，奪去了他們改過遷善的機會。中國古代朋友一倫中，即包括朋友師生之關係，重在以道義事業相勉，是的，以道義事業相勉，以直諒相待，而不是善柔與便佞。

(本文刊於2008年4月21日《教協報》)

我們願意付代價嗎﹖——從普教中的迷思到反思

報載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科計畫申請反應熱烈，超額近三倍，語常會主席田北辰表示不排除日後延長計畫。這不禁令筆者想起在三月十五日參加教協會舉辦的普通話教中文研究會後的一些體會。誠然，擁抱普通話教中文帶來的好處，尋常人也很容易理解的，尤其在這個中港關係如斯密切的年代，我們都明白掌握普通話的實際利益，可是我們可想過要付出甚麼代價嗎﹖這代價又是否我們願意付的呢﹖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教授當天的講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他贊成學普通話，但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另一回事，那是學習的優先次序問題，若用了普通話，上課節數沒變，上課教的閱讀與寫作便少了，他認為懂普通話不等於懂閱讀與寫作，他以自己一個剛完成的具代表性的調查為例，在抽出的5000多個熟諳普通話的香港學生中，看其是否閱讀能力特別強，卻發現這批懂普通話而不懂廣東話的學生的閱讀能力低，他更以內地為例，提出不是普通話好的地區閱讀能力便高，閱讀能力最好成績的是江南，中文最好成績的是常州，全是講方言的。這種說法，正好打破學普通話提高中文能力的迷信。

謝教授指出漢語拼音不是音，其實乃另一種書面語，若學的是拼音，則學生連字也沒學，以新加坡為例，不少學生只學拼音，便不會閱讀。學拼音，學不到閱讀與寫作，用時間來教閱讀，便能識字和寫作，那是次序問題，不是效能問題。在學生小一大量識字的階段，學一種口語，是會把識字及閱讀期推慢半年甚至一年的。事實上，如謝教授所說，語言沒高低，能否我手寫我口，純粹是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的高低，香港教師講普通話其實不是在講口語，而是用普通話講書面語，語言的高低是從政治地位而言，是國家語言與地方語言的分別，而不是語言本質的高低差別，中國有不同的口語，但中文的書面語是統一的，均採用現代漢語。從謝教授的研究可見，用普通話教中文對中文學習沒甚麼大幫助。誠然，前線的教師及校長清楚學生的學習，小學校長潘天賜當天提出了普通話教中文我們付出了「事倍功半」的代價。潘天賜從專業的角度看普教中的問題，所謂專業，是對服務對象有所認識，所做以學生利益作判斷，而非只執行一些規則一些技術的過程，認為要反思為何用普通話教中文，如何符合學生的最大利益。他指出用母語學習效能最高最好，詞彙是溝通時的最大需要，透過閱讀，語言基礎打得穩固，便不會只在廣東話的詞彙中找尋表達的內容。他以其學校的英語教學的成功例子，說明學語言，可不必犧牲其他科目來成就，他的學校用學外語的方法，利用錄音、有趣英文故事等設計校本英文課程，在沒額外加課節、沒犧牲其他科目的情況下，經過六年，一般學生有能力在小六時寫一篇表達其自己意思的文章，且在朗讀上有信心，他指出學習普通話同理，好好的設計普通話的課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潘天賜提出的學生的品德問題，他以網上艷照事件為例，提出小學教育對培養學生品德的重要性，強調學好兩文三語，卻失去了讓學生好好成長的機會。究竟我們付出了甚麼代價去換取兩文三語﹖

田北辰坦言該會的研究發現，「普教中」對提升普通話水平有幫助，但能否改善中文能力，則須視乎學校是否有足夠條件，「如果條件不足，會較用廣東話教中文更差」。所謂中文能力，是甚麼能力﹖讀講聽寫，究竟是哪一種﹖報載一些接受普教中多年的學生，應考會考口試及聆聽時棄用普通話而用粵語，不正在說明粵語是這些學生最掌握的語言嗎﹖謝錫金的說法，可會讓我們多一點的反省﹖也許，用普通話教中文目的是利益而非教育，我們是否不惜付出種種代價﹖甚至可能導致較用廣東話差也在所不惜﹖
(本文刊於2008年4月11日《蘋果日報》)

最大的試煉

所謂試煉，究竟是甚麼？那次和學生參加了龍應台與安德烈的對談會，學生津津樂道的是那種母子溝通的方式，而我，縈繞不去的是她說的最大試煉。那也許是經歷相異，也許是價值的不同，看一篇文章，聽一個講座，我們總是各取所需，各有側重吧。　 談希望孩子擁有的核心價值，龍應台談到自己寫大塊文章，談人權平等，但是在家裡處理和兒子的關係的時候，如果不能用同樣的標準，彼此尊重，以容忍開放的心態來對自己的家人，那是偽君子，她認為那些核心價值真正到家裡來實踐很不容易，那些很大的很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公共場合比較容易實踐，但是在家裡關起門對自己親屬去實踐在外面宣揚的信仰與核心價值，是最困難，最大的試煉。在家裡，在學校裡，在講求理想、追求公義的組織裡，也是同一道理吧。在課堂上我們大談平等尊重的道理，當我們處理師生關係時可曾實踐？在我們大喊民主人權的時候，我們如何對待身邊的同儕？相信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經歷試煉的處境俯拾皆是。誠然，在身邊實踐很不容易，那就坦然承認我們的軟弱，彼此勸勉警惕，不是遊花園、顧左右而言他，坦然承認，是實踐的第一步。這倒使我想起了哈維爾，他說喜愛「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是透過真話表達自己對現狀的不滿與憂慮，是真實的人的政治。　在身邊實踐自己的核心價值，是你的試煉嗎？還是那些價值只用以裝飾，你根本沒有深切的體會與認同？抑或經年累月的繁塵雜務已消蝕了你的警覺、消損了你的理想？當我們想著把事情辦出來的時候，可會念及我們的核心價值還在嗎？

(本文刊於2008年2月18日《教協報》)

我手寫我口≠提升寫作能力 ──看普教中的迷思之二

語常會主席田北辰指出，研究顯示學校若能在足夠師資、專家支援等有利因素配合下推行普教中，學生的寫作能力會有改善，可達致「我手寫我口」，似乎是把「我手寫我口」作為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目的了。以普通話教中文，可以訓練學生「我手寫我口」，改善他們寫作常犯的港式口語，學生在寫和讀中文方面表現有進步，是一種美麗的誤會，這是欠缺對語文裡言文不一的認識，也是昧於歷史的天真。　　晚清時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白話文運動有言文一致的說法，那是基於改革情感下的提倡，冷靜下來便有了不同的理解，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在《重刊霓裳續譜序》裡，便指出「大家當時大為民眾民族等觀念所陶醉，故對於這一面的東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揚，或因反抗舊說而反撥地發揮，一切估價就自然難免有些過當，不過這在過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說是當然的初步，到了現在卻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多少加重一點客觀的態度，冷靜地來探討或賞玩這些事情了。」　1925年，周作人在《國語文學談》裡便有這樣的反思：「中國現在還有好些人以為純用老百姓的白話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國裡當然只應有一種國語，但可以也是應當有兩種語體，一是口語，一是文章語。口語是普通說話用的，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語是寫文章用的，須得有相當教養的人才能瞭解，這當然全以口語為基本，但是用字更豐富，組織更精密，使其適於表現複雜的思想感情之用，這在一般的日用口語是不勝任的。」這正好指出了口語言詞貧弱，組織單純，不能敘複雜的事實，抒微妙的情意，若我們期望以作為口語的普通話提高寫作能力，是把重點放錯了。教育學院「用普通話教中文研究計劃」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小冊子中，第33問裡提及「普通話乃漢民族共同語，是現代漢語的口語表達形式。當我們談到『語文』的概念時，『語』指的就是普通話﹙口語﹚；『文』指的是白話文，它是現代漢語的書面表達形式。」這裡明確地指出普通話是口語，而我們所期望提高的寫作能力，其實是書面語。　讀寫能力的提高，牽涉的是理解與表達能力，這與一個人的知識面廣狹關係密切，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前副院長、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1988）中，提出「一個人能聽、能說普通話，當然已掌握了一些特定的語音、語法、詞匯知識，但並不表示這個人已具有廣闊的知識面，更不表示這個人已有很高的語文能力。」誠然，香港學生容易在語法和詞匯上出現港式口語，加上英語干擾，問題複雜，但採用普通話教中文，可能帶來學生學習動機下降、師生溝通出現問題等等都不容忽視，那絕對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更符合香港現實情況的做法是，如李學銘所說的「切實做好語文教學工作，加強閱讀寫作指導」，明白「書面語的學習，仍該以書面語的接觸為最有效」，才是對症下藥，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本文刊於2007年12月10日《教協報》)

星期天的偏見

星期天，看楊絳的《走到人生邊上》，想起年少時看過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九十多歲老人對人生況味的體會，也許我不能全懂，卻想起年少時唸過的〈一個偏見〉，別有體會。
　星期天，才有閑心看點書吧，平常可是連看書也心不閑的；才可以胡言亂語，不用一本正經。錢鍾書說：「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娛樂。假如我們不能懷挾偏見，隨時隨地必須得客觀公平、正經嚴肅，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廳，沒有臥室，又好比在浴室裡照鏡子還得做出攝影機頭前的姿態。」看了令人莞爾，想來卻又是道理。
　不是自詡有思想的人，而是在這個星期天尋點娛樂，便胡思亂想起來。若大部份人共有的想法，還叫「偏」見嗎？那天學生談「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的屈原，說他傻，這是偏執吧。這年代，明明是偏見，卻一眾響應，叫得價天響，也許都無所謂吧，橫豎我們不是真心相信，有人說了、做了，便跟著吧，總不能落伍，眾人都認同的，哪是偏執？堅持原則的，要不是傻瓜，就是「偏見」，或是「過激」，你看，我們眾人都不是這樣想、如此做呀。我們都愛河蟹，在這啖蟹的秋季，我們份外嚮往。

(本文刊於2007年11月5日《教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