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班分科不是標籤﹖——無視現實環境的教學語言微調方案

報載教育局長孫明揚見六大議會後，教育局發言人指，目前中中、英中的標籤仍然普遍，暫未能以全英語學習的學生，若能試行於一、兩科作英語學習，有助淡化標籤效應影響，對其學習亦有積極作用，因此考慮讓中學有更大彈性，安排其教學語言。英語恍如萬應靈丹，讓學生積極學習，靠的是英語，那97年之前大部份學校不是稱作英文中學嗎﹖為何卻有不少失去學習動機的學生﹖我們的確都了解「中中」與「英中」標籤效應帶來的惡果，我們都想將之淡化，必須要問的是：微調方案有淡化作用嗎﹖真的可以改善目前母語教學的學習優勢無法彰顯、中中變為次等學校的局面嗎﹖犧牲其他科目的學習，以淡化現時「中中」與「英中」標籤，這是教育嗎﹖將來「英班」與「中班」的標籤，又該用甚麼淡化﹖「英科」與「中科」、「英組」與「中組」又如何﹖這不是更近身的分隔嗎﹖不是更明顯、更細緻的標籤嗎﹖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早在90年教統會四號報告書便提出現實情況是「家長認為採用英語教學會有利他們子女的將來發展，所以便向學校施加壓力，要採用英語教學。」可是「學校又恐怕如自行改用中文教學，可能因此而接受較低等級的學生。」這裡已指出了採用英語教學可作為收生的招徠的現實，在05年的《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也提出「學界不少人士承認，現時的客觀環境，比實施《指引》(1997)前，更不適宜完全由學校自訂教學語言的準則。適齡學童人口持續下降，家長對英語教學仍有偏愛，加上學校在公開考試的成績往往是家長選校的主要考慮因素，因此學校都極力爭取學生和吸引質素較好的學生。」，誠然，如報告所言，『面對收生和教育理念的矛盾，學校往往會身不由己，結果只會令中學教學語言再次出現如1998 年之前「名英實中」的不理想景況。』在現時縮班殺校陰霾籠罩的情況下，分班、分科、分組英語教學，可以不成為招徠的手段嗎﹖所謂「願意讓學校高度自主，以分科、分組、分時段甚或自行選取課節用英語授課，整體而言學校可用至少25%的課時以英語授課」，距離由學校自訂教學語言還遠嗎﹖這能不加劇惡性的收生競爭嗎﹖

或說有「一個有效的質素保證監察機制」便行，將來由專家學者、學校及政府代表組成的小組監察及支援，可是，所謂監察，可以是另一種的騷擾，可以是更違反教育專業，報載教育局將要求各校呈交三年計劃，詳述如何落實英文教學，並須公開學生在公開考試及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成績，另上呈校評報告等，供公眾及教育局監察，這正是既擾民又加劇競爭的明顯例子。全港性系統評估06年首次在中三舉行，教育統籌局呼籲學校只可將數據用於改善教學，須嚴格遵守數據使用守則，以避免為學校之間帶來不必要及不恰當的比較；學校亦不可把評估數據用作推廣用途。教統局並曾警告向外公開資料的中學。此一時彼一時，08年的今天，為了推行英語教學，當局卻又把公開這些成績即將造成的惡性競爭拋諸腦後了。



只看到中中、英中分流是標籤，卻看不到分班分科分組也是標籤，把教育視作學習英語，這是何等荒謬﹖我們看到目前教學語言政策產生了問題，可是改變，是要改良，而不是朝著更壞的方向走。



本文刊於20080630《明報》

一隔再隔反教育——看教學語言微調方案

造成今天母語教學的學習優勢無法彰顯、中中生入讀本地大學的相對機會遠低於英中生、中中變為次等學校的局面，問題不是母語教學，而是因著母語教學而來的英中、中中分隔政策，如今用校內分班，只是加劇分隔的問題、擴大分隔的範圍，而不是改善問題。
當了多年語常會主席、一直關注教學語言的田北辰說出了很發人深省的話：「用英文去學其他科，絕對不是解決方法。若學生能力不夠，將他放在英文班內，用英文學其他科，就會是『雙失』。且看現時微調方案一再強調的85%這個神奇數字，當局一再強調學校每班只要有85%學生適合以英文授課，就可申請為英文班，05年2月曾榮光出席《政黨論壇》時，批評《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諮詢文件，定出四成小六生適合以英語教學，是一個「偽科學」的做法，因為拉曲線的計算方式找不到真正適合以英語教學的學生，早在86年的教統會第二號報告書時已提及語文研究計劃，指出當時中三只有30%學生用英語教學時能有良好表現，可是後來實行母語教學時政策又變了用全港的40%。誠然，每所學校若有85%這類學生，則可用英語，這裡其實已犧牲了15%學生，以前受影響的是114所英中，微調方案後可能變成每所學校也有這樣的15%，把受影響的範圍擴大了，這是我們樂見的嗎﹖或者有人說，我們應該重視的是那85%的精英，在精英主義作崇的社會價值下，這想法是理所當然的，作為家長的更想自己子女是精英的一份子，問題是，這是對精英更好，甚至最好的做法嗎﹖當我們說中學生上不了大學，為何不是改革收生制度，不是想方設法教好英語，而是為了讓英語更好，犧牲其他科目﹖當初推行母語教學的那番大道理拋到哪裡去了﹖在母語教學政策實行一年後(99年11月)的《教學語言調查研究撮要》裡提及：1. 調查結果清楚印證母語教學能使教學更多樣化，教師也更容易引導學生深入淺出探討課題。在中文中學，老師教學愉快，與學生的關係融洽親切，而學生在課堂上較熱烈參與討論。這種現象甚至在學生能力水平較差的中中，也很普遍。 2. 只有少數的英文中學的校長和教師認為用英語授課可達致相同的效果。這些調查所得是假象嗎﹖還是時移世易，這些都不重要了﹖該調查更指出，中中或英中，無論校長還是教師，大部份都認同只有少數學生有能力用英語學習。05年《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報告》便指出部分英中學生承認，以英語學習不但需要加倍努力，而且往往事倍功半，不是每個同學都能應付的。08年的今天，這些不再是問題了嗎﹖
請循其本，用英語，學生學到嗎﹖是否學得最好﹖學甚麼﹖是否符合85這個數字，大家便心安理得了？這是培育精英，還是扼殺精英，全社會只為培育英語人才，其他的可以休矣，全部科目為英語服務，卻美其名為增強其學習信心，可以上大學。培育人才，等於培育英語人才﹖這是犧牲了讓這些精英發展得更為卓越的可能，遺禍之大，大家可曾洞察﹖微調方案能淡化語言分流釀成的標籤效應，還是更涇渭分明地把用英語學習與用母語學習的學生分隔﹖當年為母語教育而做的種種研究全忘了，那些當年視作合理的說法都只為了推行政策而設﹖現在搬出當年反對的一套出來，出爾反爾，這是教育，還是反教育﹖

原文刊於20080625《明報》

敢於不近人情的勇氣

在今年司徒華先生的壽宴上，大家都來講一點對他的感受，雖然我在教協會日子很淺，只是七、八年的時光，與他的接觸不是太多，卻有很深的體會，當天我說：司徒先生是一個很有風骨的人，對於理想、價值的堅持，很值得佩服，我更祝願教協會往後的日子，沿著司徒先生當年建會時的理想與價值走下去。
三月十六日在《明報》看到楊又好的《我與華叔共事二十年多》，更一次印證了我的想法，那可是共事廿多年的同事在平常工作中的具體觀察與感受，當中最令我佩服的是談到同事發覺當校長的司徒先生未如許多校長般請同事吃東西，於是提議司徒先生請大家飲茶，他卻說： 「我賺一份人工，你們每人也賺一份人工，為甚麼我要請你們飲茶？」。還有後來司徒先生於《三言堂》以《欠債還錢》為題，回應楊文，談及代課問題，指出有正數大的，想自動為某一負數大的還債，他因為這樣會有私人利害關係的流弊而拒絕了這些同事的好意。這是兩件小事，卻都是可被視作不近人情的舉措，然而從中更見司徒先生重視的是甚麼，重點在事，這種勇氣，作為一校之長，作為一個組織的領袖，尤其重要，在這個講求人情親疏的中國人社會裡，尤為重要，不在討好他人，不怕擔上絕情的惡名，而在乎事情的影響，不近人情，其實是更近人情的，更洞悉世情的，防止的正是因講求人情而誤了公義、耽了正事。這種敢於「不近人情」的勇氣，是可貴的，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所謂「善柔」，善於裝出和悅的臉色討好順從他人，這是對朋友的損害。當教師的，當上司的，當領袖的，當我們看見學生、看見下屬、看見後進做錯了，若我們只包容，不指出其錯處，生怕指出了惹來不快，自己做不成好人，那其實是對他們的一種戕害，奪去了他們改過遷善的機會。中國古代朋友一倫中，即包括朋友師生之關係，重在以道義事業相勉，是的，以道義事業相勉，以直諒相待，而不是善柔與便佞。

(本文刊於2008年4月21日《教協報》)

我們願意付代價嗎﹖——從普教中的迷思到反思

報載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科計畫申請反應熱烈，超額近三倍，語常會主席田北辰表示不排除日後延長計畫。這不禁令筆者想起在三月十五日參加教協會舉辦的普通話教中文研究會後的一些體會。誠然，擁抱普通話教中文帶來的好處，尋常人也很容易理解的，尤其在這個中港關係如斯密切的年代，我們都明白掌握普通話的實際利益，可是我們可想過要付出甚麼代價嗎﹖這代價又是否我們願意付的呢﹖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教授當天的講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他贊成學普通話，但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另一回事，那是學習的優先次序問題，若用了普通話，上課節數沒變，上課教的閱讀與寫作便少了，他認為懂普通話不等於懂閱讀與寫作，他以自己一個剛完成的具代表性的調查為例，在抽出的5000多個熟諳普通話的香港學生中，看其是否閱讀能力特別強，卻發現這批懂普通話而不懂廣東話的學生的閱讀能力低，他更以內地為例，提出不是普通話好的地區閱讀能力便高，閱讀能力最好成績的是江南，中文最好成績的是常州，全是講方言的。這種說法，正好打破學普通話提高中文能力的迷信。

謝教授指出漢語拼音不是音，其實乃另一種書面語，若學的是拼音，則學生連字也沒學，以新加坡為例，不少學生只學拼音，便不會閱讀。學拼音，學不到閱讀與寫作，用時間來教閱讀，便能識字和寫作，那是次序問題，不是效能問題。在學生小一大量識字的階段，學一種口語，是會把識字及閱讀期推慢半年甚至一年的。事實上，如謝教授所說，語言沒高低，能否我手寫我口，純粹是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的高低，香港教師講普通話其實不是在講口語，而是用普通話講書面語，語言的高低是從政治地位而言，是國家語言與地方語言的分別，而不是語言本質的高低差別，中國有不同的口語，但中文的書面語是統一的，均採用現代漢語。從謝教授的研究可見，用普通話教中文對中文學習沒甚麼大幫助。誠然，前線的教師及校長清楚學生的學習，小學校長潘天賜當天提出了普通話教中文我們付出了「事倍功半」的代價。潘天賜從專業的角度看普教中的問題，所謂專業，是對服務對象有所認識，所做以學生利益作判斷，而非只執行一些規則一些技術的過程，認為要反思為何用普通話教中文，如何符合學生的最大利益。他指出用母語學習效能最高最好，詞彙是溝通時的最大需要，透過閱讀，語言基礎打得穩固，便不會只在廣東話的詞彙中找尋表達的內容。他以其學校的英語教學的成功例子，說明學語言，可不必犧牲其他科目來成就，他的學校用學外語的方法，利用錄音、有趣英文故事等設計校本英文課程，在沒額外加課節、沒犧牲其他科目的情況下，經過六年，一般學生有能力在小六時寫一篇表達其自己意思的文章，且在朗讀上有信心，他指出學習普通話同理，好好的設計普通話的課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潘天賜提出的學生的品德問題，他以網上艷照事件為例，提出小學教育對培養學生品德的重要性，強調學好兩文三語，卻失去了讓學生好好成長的機會。究竟我們付出了甚麼代價去換取兩文三語﹖

田北辰坦言該會的研究發現，「普教中」對提升普通話水平有幫助，但能否改善中文能力，則須視乎學校是否有足夠條件，「如果條件不足，會較用廣東話教中文更差」。所謂中文能力，是甚麼能力﹖讀講聽寫，究竟是哪一種﹖報載一些接受普教中多年的學生，應考會考口試及聆聽時棄用普通話而用粵語，不正在說明粵語是這些學生最掌握的語言嗎﹖謝錫金的說法，可會讓我們多一點的反省﹖也許，用普通話教中文目的是利益而非教育，我們是否不惜付出種種代價﹖甚至可能導致較用廣東話差也在所不惜﹖
(本文刊於2008年4月11日《蘋果日報》)

最大的試煉

所謂試煉，究竟是甚麼？那次和學生參加了龍應台與安德烈的對談會，學生津津樂道的是那種母子溝通的方式，而我，縈繞不去的是她說的最大試煉。那也許是經歷相異，也許是價值的不同，看一篇文章，聽一個講座，我們總是各取所需，各有側重吧。　 談希望孩子擁有的核心價值，龍應台談到自己寫大塊文章，談人權平等，但是在家裡處理和兒子的關係的時候，如果不能用同樣的標準，彼此尊重，以容忍開放的心態來對自己的家人，那是偽君子，她認為那些核心價值真正到家裡來實踐很不容易，那些很大的很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公共場合比較容易實踐，但是在家裡關起門對自己親屬去實踐在外面宣揚的信仰與核心價值，是最困難，最大的試煉。在家裡，在學校裡，在講求理想、追求公義的組織裡，也是同一道理吧。在課堂上我們大談平等尊重的道理，當我們處理師生關係時可曾實踐？在我們大喊民主人權的時候，我們如何對待身邊的同儕？相信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經歷試煉的處境俯拾皆是。誠然，在身邊實踐很不容易，那就坦然承認我們的軟弱，彼此勸勉警惕，不是遊花園、顧左右而言他，坦然承認，是實踐的第一步。這倒使我想起了哈維爾，他說喜愛「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是透過真話表達自己對現狀的不滿與憂慮，是真實的人的政治。　在身邊實踐自己的核心價值，是你的試煉嗎？還是那些價值只用以裝飾，你根本沒有深切的體會與認同？抑或經年累月的繁塵雜務已消蝕了你的警覺、消損了你的理想？當我們想著把事情辦出來的時候，可會念及我們的核心價值還在嗎？

(本文刊於2008年2月18日《教協報》)

我手寫我口≠提升寫作能力 ──看普教中的迷思之二

語常會主席田北辰指出，研究顯示學校若能在足夠師資、專家支援等有利因素配合下推行普教中，學生的寫作能力會有改善，可達致「我手寫我口」，似乎是把「我手寫我口」作為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目的了。以普通話教中文，可以訓練學生「我手寫我口」，改善他們寫作常犯的港式口語，學生在寫和讀中文方面表現有進步，是一種美麗的誤會，這是欠缺對語文裡言文不一的認識，也是昧於歷史的天真。　　晚清時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白話文運動有言文一致的說法，那是基於改革情感下的提倡，冷靜下來便有了不同的理解，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在《重刊霓裳續譜序》裡，便指出「大家當時大為民眾民族等觀念所陶醉，故對於這一面的東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揚，或因反抗舊說而反撥地發揮，一切估價就自然難免有些過當，不過這在過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說是當然的初步，到了現在卻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多少加重一點客觀的態度，冷靜地來探討或賞玩這些事情了。」　1925年，周作人在《國語文學談》裡便有這樣的反思：「中國現在還有好些人以為純用老百姓的白話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國裡當然只應有一種國語，但可以也是應當有兩種語體，一是口語，一是文章語。口語是普通說話用的，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語是寫文章用的，須得有相當教養的人才能瞭解，這當然全以口語為基本，但是用字更豐富，組織更精密，使其適於表現複雜的思想感情之用，這在一般的日用口語是不勝任的。」這正好指出了口語言詞貧弱，組織單純，不能敘複雜的事實，抒微妙的情意，若我們期望以作為口語的普通話提高寫作能力，是把重點放錯了。教育學院「用普通話教中文研究計劃」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小冊子中，第33問裡提及「普通話乃漢民族共同語，是現代漢語的口語表達形式。當我們談到『語文』的概念時，『語』指的就是普通話﹙口語﹚；『文』指的是白話文，它是現代漢語的書面表達形式。」這裡明確地指出普通話是口語，而我們所期望提高的寫作能力，其實是書面語。　讀寫能力的提高，牽涉的是理解與表達能力，這與一個人的知識面廣狹關係密切，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前副院長、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1988）中，提出「一個人能聽、能說普通話，當然已掌握了一些特定的語音、語法、詞匯知識，但並不表示這個人已具有廣闊的知識面，更不表示這個人已有很高的語文能力。」誠然，香港學生容易在語法和詞匯上出現港式口語，加上英語干擾，問題複雜，但採用普通話教中文，可能帶來學生學習動機下降、師生溝通出現問題等等都不容忽視，那絕對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更符合香港現實情況的做法是，如李學銘所說的「切實做好語文教學工作，加強閱讀寫作指導」，明白「書面語的學習，仍該以書面語的接觸為最有效」，才是對症下藥，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本文刊於2007年12月10日《教協報》)

星期天的偏見

星期天，看楊絳的《走到人生邊上》，想起年少時看過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九十多歲老人對人生況味的體會，也許我不能全懂，卻想起年少時唸過的〈一個偏見〉，別有體會。
　星期天，才有閑心看點書吧，平常可是連看書也心不閑的；才可以胡言亂語，不用一本正經。錢鍾書說：「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娛樂。假如我們不能懷挾偏見，隨時隨地必須得客觀公平、正經嚴肅，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廳，沒有臥室，又好比在浴室裡照鏡子還得做出攝影機頭前的姿態。」看了令人莞爾，想來卻又是道理。
　不是自詡有思想的人，而是在這個星期天尋點娛樂，便胡思亂想起來。若大部份人共有的想法，還叫「偏」見嗎？那天學生談「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的屈原，說他傻，這是偏執吧。這年代，明明是偏見，卻一眾響應，叫得價天響，也許都無所謂吧，橫豎我們不是真心相信，有人說了、做了，便跟著吧，總不能落伍，眾人都認同的，哪是偏執？堅持原則的，要不是傻瓜，就是「偏見」，或是「過激」，你看，我們眾人都不是這樣想、如此做呀。我們都愛河蟹，在這啖蟹的秋季，我們份外嚮往。

(本文刊於2007年11月5日《教協報》)

言文合一？言文混淆？——用普通話教中文的迷思

語常會主席田北辰指出， 「過去3 年追蹤20 間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發現對學生的寫作能力很有幫助，他們對語感和規範漢語的意識亦較強」，卻指出本港缺乏師資及教學法，令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有困難。儼如師資及教學法問題解決了，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提高了，這是昧於現實、欠缺學理的良好願望。然而這豈止是良好願望，這是言文混淆、脫離實際的無知。中文大學中文系前任主任鄧仕樑教授收錄在1999 年3 月《中國語文通訊》裏的〈當前香港的漢語教學〉一文，提出「言文合一」的說法在語言學裏是不能成立的」，並引用語言學家朱德熙的說法，指出「不管哪種語言裏，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總是有一定距離的」，明確指出「在中國傳統裏，漢以後2000 年讀書人寫的文章，用的正是脫離了口語的語言」。專家的看法讀書正是要通過書面語去學習書面語的使用，鄧氏認為，今天整個局面變了，生活的語言跟書面語言距離接近了，學習效果該更好，但不能說學生在沒有學好普通話之前不能寫文章。香港文字研究者容若在99 年在《明報月刊》的〈壓現代中文的兩座大山〉一文中形容這是講真話。其實，早在1988 年，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前副院長、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便指出了言文混淆的問題，李氏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中指出「過分強調口頭語對書面語的影響，而不知書面語的學習，仍該以書面語的接觸為最有效」，李氏指出有少數熟諳普通話或略諳普通話的人， 「逐漸養成一種自尊、自重的優越心態」，以為要提高本港學生以至社會人士的中文程度，尤其是書面語的程度，必須採用普通話教學和推廣普通話在社會上的使用，以為「普通話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救厄解困靈丹，有了普通話，就不會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問題」。誠然，如李氏所說，在普通話通行地區，仍然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困擾，能講字正腔圓而又流暢普通話的人，不一定能寫通順中文，也不一定有豐富的語文知識和文化常識， 「能講普通話與中文程度之間，尤其是能講普通話與書面語表達能力之間，可說並無必然關係。昧於口頭語與書面語的差距，昧於某一社會的條件與需求，而侈談中文程度的提高，對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是非常不利的」。當我們倡議學習普通話是大勢所趨，想一想我們的學者專家怎說；當我們高談學普通話提高寫作能力，想一想說與寫不同，知識面廣狹並不是取決於口頭語的學習。請田北辰及一眾熱切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的官員，理解當中的不智與不利，而不是一味的唱好。正如容若在07 年4 月的《明報月刊》〈推廣普通話戒浮誇〉所言，侈言消滅方言，侈言「語同音」，假設廣東人不懂普通話就看不懂白話文，假設用廣東話教學要「翻譯」，都是浮誇之言。這種批評，可不是浮誇之言，而是有證有據的，也許急於推行普教中的官員、認定用了普通話教中文便能提高學生寫作能力的同工，可以讀一讀，想一想。
(本文刊於2007年11月19日《明報》)

「心想事成」的教育政策可以嗎？

當官員問：「你學校可有實行分組教學？」你會怎樣回答？如何理解？
　新高中推行的日子快來了，培訓課程紛紛推出，教統局的官員也到處奔走，為政策宣傳與「解畫」。可是紙上的政策落入現實，又會是何種光景呢？政策推出是否就成了？
　參加了一個新高中的中國語文課程與詮釋，誠然課程的改變很大，當中的選修單元尤其受老師的關注，解畫的官員似乎理解當中的難處，於是問可否分組處理；官員似乎也理解現時不少學校的情況，詢問座中教師，所屬學校現時可曾實行分組教學。可是，要實行分組教學，當中需要的條件，政策可曾提供了？試想想，若要一班四十多個學生，在小時的課時中，要學懂如何編寫劇本，更要排練演出，還要校本評核，形成性評估與總結性評估兼備，真的可行嗎？筆者於是問，為何不可制定政策，正式提供資源，讓學校可實行分組教學，而要像目前的情況，左支右絀，費盡心機才可實行？官員說：政府其實已經向學校提供一大筆津貼，老師要懂得運用。座中已有教師提及，那些津貼並非為一科而設。官員說：正是如此，才在這種場合讓老師知悉，請老師自己回去學校爭取。座中便有人提及很難回去向校方提出的。筆者當時便指出，這種情況，會為學校帶來不少矛盾。不是嗎？這幾年來，當局慣用的模式是撥一筆津貼給學校，名義上是可讓學校靈活運用，是校本，其實問題正在這裡，製造了不必要的矛盾，甚至令校長成為磨心，順得哥情失嫂意，錢是撥下了，卻讓學校花了不少心思在寫計劃書，也造成了不少負荷，甚至有些學校不敢申請撥款，這是當局願意見到的嗎？
　座中老師沒有提及的是，所謂津貼，當中除了CEG外，都非常額津貼，例如教師專業準備津貼及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這是為期三年，用以購置所需的學與教資源和設備，為推行新高中學制作好準備，以及支付推行新高中課程所需的起動費用。可是，這能應付教師因學生人數過多、分身乏術的困境嗎？難道三年過後，這種困境會自動消失？
　誠然，現時有不少學校用各種方法實行分組教學，除了運用現行的各種津貼，也可能是增加教師原本的課擔，可是不少津貼並非長期，也帶來更多的工作壓力，對教師來說並不健康。要政策有成效，在於讓其有實行的土壤。政策，不該是「心想事成」式的政策，以為心裡想著這政策是美好的，便會變魔術般，政策推出就成了。巧婦難為無米炊，再好的政策，若沒有足夠的配套，減少每班的人數，要嘛，變成虛有其表、虛應故事，可是，學生學得到嗎？要嘛，教師再花更多課後的時間，只是教師承受得了嗎？
　其實，在場官員是明白問題癥結所在的吧，只是不願面對，只好用今天談的是課程詮釋，不是談資源運用，打了圓場。可是光談課程，沒有足夠資源的提供，課程會有成效嗎？再者，當局真的願意另闢一個場合，談談資源運用嗎？真的願意承認新高中的成功，小班是不可或缺的嗎？新高中政策的實行，是長遠的事，而非三年便完結的臨時政策。何況，這種資源短絀的問題，又豈止是一科的問題，當各科都要實行校本評核時，便要面對每班人數過多、應接不暇的窘困。敬告主事的官員，不顧現實的政策，只會淪為空談。
　當官員問：你學校可有實行分組教學？這是「何不食肉糜」的教育版嗎？

(本文刊於2006年10月30日《教協報》)

越可惡越可憐

當你被學生氣得七竅生煙的時候，請你想起這句話：越可惡越可憐。

當我滿是愛心，關懷備致；當我費盡心思，用心備課；當我花樣百出，務使課堂靈活生動；當我……而那學生，他竟不領情，還是在堂上搗蛋了，能不生氣，能不失望嗎﹖

星期六參加了教協學術部舉辦的《新教師如何面對新課程 新丁老鬼談教學》，既有蔡榮甜校長談校長眼中的好老師，更有陳漢森老師談班級經營，更有小組討論，與中英數三科的資深老師談新課程的處理，新丁老鬼聚首一堂，既是分享，也是分擔。

陳漢森分享自己的經驗時談到學生「越可惡越可憐」，這不但是深諳教學的經驗之談，也不止是對新丁的指引，更是對老鬼的提醒。

是的，這是很好的提醒，當我們被排山倒海的工作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可能對很多事情都麻木了，只要快，其他的，可能管不著了，上課也是吧，我們都慣了要完成，當課堂被拖延了，當盛情被拂逆了，那股壓得透不過來的「氣」就來了。可是，想一想，靜一靜，頑劣背後，實在是千絲萬縷，越是頑劣，若你願意理解的話，總會發現不少年紀輕輕的他不容易承受的問題，總會發現很多可憐的故事。

下一次，我會想起……

自主，多難﹖！

2001年暑假參加了教協舉辦的「南澳洲考察團」，到幾所小學觀察，令人驚訝的是小小年紀已養成了獨立自主能力，曾見過只是二年級的小人兒，已經自己主持班會，雖然談的不是甚麼大事，雖然用了很多時間，可是，最後也有了決定。

可是在這裡，要培養獨立自主，很難。那天，開班會，請班會主席主持，我已準備了議程，只有一個議程，就是如何搞生日會，可是東拉西扯的、脫軋的多，終於我這個老師還是出動了多次，讓他們循著應有的進程而談，慢慢地，變成了我才是主持了，於是，他們好像只有老師在主持時才是正經的，班會主席嘛，只是鬧著玩而已。

不是見過人家小孩子開班會嗎﹖也用了很多時間，紛紛擾擾地、很難才有決定，那時候，的確有這樣的醒覺：這是一種學習，而學習，需要時間。可是一到自己，耐性便少了，在成年人的眼中，總覺得小孩子做不了甚麼大事，一切最終還是大人決定，當老師的我，更慣於控制秩序，忍受不了亂七八糟，在爭分奪秒的工作裡，也慣於用最少的時間解決問題，忘了獨立自主，是潛移默化建構出來的。 不能忍受亂成一團、接受不了沒效率，自主，很難！

真無聊

好動的孩子在週記中說：窗外下雨，多無聊，甚麼也不能做。可是媽媽說，下雨是很有用的呀，可以滋潤大地，要是沒有雨水，植物便難以生長了，我們的食水，也是從雨中來的呀。
那是個自稱沒唸過甚麼書的母親，很關注孩子，開學至今，早已來過幾通電話，詢問孩子的情況，說不懂如何和孩子溝通。也許她不理解，孩子心中在意的，還是玩耍吧。於是孩子說：媽媽說得真有道理呀，可是我還是覺得無聊，覺得下雨天不好，但是我知道雨是很有用的。
老師說：下雨，除了有用，還是挺好玩的呀，下雨天，把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得都是水，一腳一腳地踏下去，水花四濺，感覺可不錯呀；雨後還可以看到青蛙，追追逐逐的，也很愜意；還有雨後的彩虹，掛在天上，很迷人的呀。小時候，我家附近有魚塘，雨後還會看到魚兒爭相游上水面，也是很有趣呀。只要多想想，可以想出好玩的呀。
但願下次雨的來臨，會為他帶來好玩的，不再覺得下雨天真無聊。

我最壞

課後，七八個同學圍著老師東拉西扯，教室內鬧哄哄的，盡是笑聲，談的是日常事，這個同學「最搞笑」，那個同學最懶散，那個跳舞最好看，這個唱歌最難聽，那天運動會……說著說著，天已漸黑，老師說：該回家了，免得家人擔心。突然一個臉色一沉，說：不想回家，回家又看到老爸，又是嘮嘮叨叨做功課溫習別學壞的一大堆，再晚一點回去就好了，老爸已上床了。有人說：一定是怕你好像姐姐那麼壞，才管得那麼嚴……於是，七嘴八舌，紛紛說著家裡誰最壞，原來哥哥姐姐都是學校裡「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逃學、便是頂撞老師；不是滿口粗話，便是欺凌同學；還有還有……，此時，一個滿臉天真地說：我姐在x校唸中四，哥在y校唸中三，都是名校來的，家裡我最壞。

這，就是孩子。

老師，你的頭髮……

今天上學，碰上不少學生，都說：老師，你的頭髮……

秋冬時候，我的頭髮又開始不聽話了，於是理髮的師傅勸我做了負離子直髮，於是我的頭髮，直得不得了，於是，他們說：老師，你的頭髮……有人說：老師，你的頭髮……很像埃及妖后；有人說：老師，你的頭髮……看起來很年青；常常被我留堂的孩子問：為啥剪成這個樣子喇﹖我說：知道大家今天校服儀容檢查，我陪陪大家呀；左一句老師，右一句老師，然後，大家都笑了，那是沒有惡意的玩笑，這一笑，大家都很開懷，師生那種嚴肅與隔膜，都消散了。

剛好看到剪了如我般「有型有款」頭髮的男生，互相看看對方的頭上，心領神會，指著彼此笑起來了，然後說了句，我為了陪你，才做這麼「漂亮」的頭髮呀。生命有時候也夠嚴肅了，剪個頭髮，跟自己開過玩笑也好；學習有時候也真沉悶，講個無傷大雅的笑話，幽大家一默更好。笑話，總能打破隔膜，拉近關係，多好。

這一天，我們的頭髮，為我們帶來不少歡樂，哈哈哈…

老師的「寵兒」

那天，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不太端正的寫著我的名字，原來是一個舊生的來信，劈頭便問我還記得他嗎，說他是兩年前畢業的中三學生，是那個上課常常不專心，往往我還要他留堂作輔導的學生，中三離開兩年後，想起了我曾說過人不能放棄自己，到了一家私校讀書，雖然根基不好，唸得辛苦，卻是快樂的，因覺得有意義，特意寫來一封信，告訴我他沒放棄。

那些聽話、能幹、聰明的學生常常是老師的寵兒，不是嗎﹖不但不用老師那麼操心，不少更是老師的好助手。可是還有另一種，這與前者剛好相反，成績不好、功課欠交，甚至上課搗蛋，也成了教師的「寵兒」，不是嗎﹖不少教師可是日間在校留堂，晚上還要再用電話提點的呀，教師往往要多花精神時間，才能讓這些學生有所得，可是，看到這種學生有所成，其實可使教師更開心，更有滿足感，更令人快樂的是，因著日以繼夜的苦苦糾纏，當這些寵兒迷途知返時，歸屬感份外強，與教師的感情份外好。

逛超市

為了生日會，和一群孩子逛超市，那是難得的經驗。

拖拖拉拉、牽手搭肩，終於到了超巿，左一句老師、右一句老師，說那個好、這個也好，竟有人叫我作媽咪了，於是大家笑作一團。

西諺說魔鬼在細節裡，可是學習不也在細節裡，在日常生活裡嗎﹖不一定是在教室，逛超巿，也是學習。有人比在教室裡懂事了很多，不但照顧同學老師，還會照顧旁人的感受，懂得提醒同學不好阻礙其他人、不可喧鬧，懂得計算怎樣買法更便宜。

只是說到要買甚麼好吃的，還是各說各話，都把自己的喜好，說成是最受歡迎的了，於是甲說檸檬茶是眾人的寵兒，就買檸檬茶吧；乙說豆奶是大家的最愛，買豆奶最適合；丙說維他奶最有益，對大家都好。突然有人說，為何不可以每種都要一點呢﹖我這個老師，乘機說了一句：每個人的喜好不同，不好只看自己的，也要照顧別人呀。

幾希一點

那天妹妹說，只有四歲的姨甥膽子很小，看電視，看到好人給壞人抓了，連忙要求關電視；看《再見螢火蟲》裡受苦的兄妹，他說很怕，不想看了。

可是，這真的只是膽小的緣故嗎﹖

星期四就開生日會了，開班會，談到的除了玩樂外，也談到了很實際的問題，就是班會費，不是嗎﹖每個月搞一個生日會，總不能沒錢呀，又是七嘴八舌的意見紛陳，最後決定了，卻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要是有人沒錢交怎麼辦﹖又是擾攘一番，有人說：讓我們湊份子(夾份)吧，都是班裡的同學，不可以落下一個沒份玩呀。這可是出自那個不愛交功課、上課不專心的孩子的口呀。

孟子說人性中的惻隱之心，就是如此吧，這幾希一點的善性，在孩子身上並不難找到，問題在於，我們如何讓其好好地保存、發揮。

仲去玩﹖

鄰家的母親又在罵孩子了，那是整個走廊都聽得見的呀，這一次是：讀到中六了，仲去玩！
在那母親的想像裡，大概是人大了就不該玩了，可是，玩，其實佔了我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份。很享受唸預科的那兩年，只是而今記起的，儘是那些玩樂的片段：上課和同學比賽誰先舉手發問，哈，中六了，舉手發問變成了遊戲；宿營，師生「打成一片」，在沙灘上追逐，扮鬼扮馬；聖誕聯歡舞會，龍舞、華爾滋、ChaCha都出場了；放學後，打籃球、打橋牌，打…還有很多很多。
玩，大人不也愛玩嗎﹖總想，在學習之外，玩也是重要的呀。於是在課堂上，常會設計一點小遊戲，配合教學內容，只要不使遊戲變成了主角，開心以外，一無所得。
玩，是留住孩子的心的良方。在課堂以外，也讓學生有可以玩的心情與期盼，記得那次開班會，談到玩，大家都起哄了，七嘴八舌，談到老師我也愛玩，已有人說要和我去打壁球、羽毛球了；又建議了帶回不同的棋，在課餘時玩，前天，我這個班主任，還向班裡的棋王挑戰，還好時間太短，勝負未分，嘻嘻…

孩子的好惡

暑假的日子，可是卻要上課了，新的環境，不容易呀，等候同伴一起上學，人之常情吧，卻因而遲到了，老師難免「教訓」一番，離不開不要在校外等候、不要遲到，卻令剛上中學的小孩厭惡上學了，於是填寫對幾天暑假課程的感受，他填上了「超級討厭、超級乞人憎」。
正式上課的日子來臨了，卻還是遲到、還是稱病不上學，還是沒完成功課，橫豎家裡沒人理呀，父親早出晚歸，母親整整一個月沒回來了，「一個人」的日子，喜歡怎樣就怎樣吧。
選班會成員，被選上了。這一天，開班會，大家七嘴八舌的談論著班裡可辦些甚麼活動，都興高采烈的，他也提出了很多建議，都是好玩的，大家愛玩的，那一刻「超級討厭、超級乞人憎」的感覺消失了。

動盪或和諧──評語文基準試政策的當前形勢

「基準試今放榜勢爆教師炒魷潮 殺校掀達標教師逃亡潮」、「達標英師被「挖角」弱校恐缺人才」，報章斗大的標題十分搶眼，在縮班殺校的陰霾下，教育界已是一片混亂，教師已是疲憊不堪，基準試成績的公布、死線將臨，究竟未達標的教師何去何從﹖可說是添煩添亂。
報載，教統局發言人強調，現時尚未達標的語文教師中，大部分預期於八月透過進修及其他方式達標，只有不足十所學校計畫下學年聘用一至二名英文科教師，而本地師訓機構將有二百六十六名準英文科教師將畢業，相信可為學校提供足夠達標教師。由此可見，現時實有足夠達基準的教師，當局應給予未達標教師寬限期，讓其達到基準，或者讓其調教其他科目。
可是，也有人強調學校很難調動，強調不及格教師要離開這個行業。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當年的教育署副署長湯啟康表示，「未能達到語文基準試的教師不會被取消教席，教署將聯同學校積極為他們尋找出路。」（《星島日報》，2000.05.29）他亦保證教師不會因不達基準而遭解僱（《明報》，2000.08.29）。當時的教統局局長王永平亦與教育團體達成四項共識，其中一項為「學校不應以未達語文基準為藉口解僱教師，因設立基準乃在提升教師語文水平。」（《明報》，2000.06.02）教育署高級教育主任梁永華更指出，《資助則例》（按：《小學資助則例》附錄16、《中學資助則例》附錄17）列明，若教師工作令人不滿意，校董會可將之撤職，但「工作令人不滿意」乃指教學上的表現，不等同是否達到基準，故校方不能因此解僱教師。（《明報》，2000.09.27）。或會說，掌管教育的官員常有調動，當年的那些官員都已離開了教育界，我們只能根據教統局的通告來執行，可是，官員沒有把承諾寫上通告，那是官員沒守承諾，難道我們要助長這種風氣，總不能因著官員沒兌現承諾，而把是非黑白也顛倒的。人一散，茶就涼，這倒也人治得很呀，如何穩定教育界﹖

誠然，不少校長關注人手調配的問題，可是，學校該有足夠的靈活度，當然，讓本來任教語文科經驗豐富的教師，以一句不達基準而轉教其他科目，是一種損失，可是讓其調教其他科目，也是一種折衝，事實上，教育學院訓練出來的教師，是可以任教多個科目的，學位教師，若是主修的，已可豁免，非修讀語文本科的才需要考基準，這些教師其實有其原本的主修科目，調教該不如想像中的困難。此外，如果個別學校出現人手調配的困難，當局實有責任在當中協調，兌現當局的承諾，而不可因著小部分出現困難的情況而向社會傳達錯誤信息。

或有人認為已給了六年，教師還未能達標，沒有能力施教，長期調配不合格的英文教師任教其他科目，對其他教師不公平。事實上，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教改六年以來，教師疲於奔命，加上縮班殺校的惡策下，教師不但要承擔教學上的工作，更要兼顧非教學的、招徠的工作，還要應付監控管治下的自評外評等，壓力重重，還要進修這樣那樣的課程，分身乏術。真的有時間進修嗎﹖不可以忽略的是，從歷年的成績可以見到，課堂語言運用的成績都是最好的，這裡也許可以理解為基準試測試的內容其實與教學的現實情況有距離，也可以看到大部份應考的教師是可以應付上課需要的。所謂調教對其他教師不公平云云，其實是製告互相踐踏、自私自利的環境，將令教育的生態更形惡化，損害團隊精神，損害教育質素，不利教改。
誠如津貼小學議會主席蔡楷俊所說：「不希望基準成為解僱教師的刀。」小學教師的培訓足以任教多個科目，就算教師不達基準，學校應發揮教師所長。更有校長強調教育界要同心合力，和平地渡過這一關，認為教育界現時需要的是和諧，更指出了有些不達標的教師其實教得很好，強調的是教師的用心教學，比達標與否更重要，而且有些教師只欠一卷，學校其實可以作出靈活的調動，不要讓教育界動盪不安。的而且確，香港教育需要的是動盪還是和諧，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刊於2006年5月29日《教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