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規訓──從斯諾登到鮮魚行

教育不是規訓──從斯諾登到鮮魚行 鬧得滿城風雨的斯諾登，離開香港了，相比起斯諾登，6月15日一個時事節目裡面播放鮮魚行學校在校內安裝了40多部閉路電視(俗稱天眼)，可能也是小事一宗，可是於筆者看來，二者既有相通的地方，也可以說更值得我們關注。 美國國安局局長為監控計劃辯護時，政府過去數年透過監控加上其他情報，防止的50多宗恐襲，至少10宗是企圖襲擊美國，強調監控項目在保護美國和全球盟友安全具重要價值，這正如該節目中有人指出閉路電視對於好人是保障，對於壞人是警惕，也的確有人認為，國家為了反恐，必然要犧牲個人私隱。可是，政府也要受公眾監察及授權，任何監控都要理據，任何權力都要制衡，國家如是，學校也如是。 該節目中，鮮魚行學校的禮堂、走廊、課室、校長室、教員室都安裝了閉路電視，節目主持說是「避不過天眼的追踪」，然而校長指出學生不太留意安裝了閉路電視，「學生學習照樣很正常，玩的繼續玩，頑皮的繼續頑皮」，不過就學懂一件事，如果錯了便很快承認，如果不承認，一看錄影，就會加重懲罸。校長指出最初只為了保安作用，後來才發現可以發揮更大功能，令人吃驚的是，節目中所見，如果學生有秩序問題，立刻有教師開擴音器遙控情況，甚至可以讓家人透過閉路電視觀察學生上課，當然這裡也不排除校方可以隨時看教師上課了，校長稱為閉路電視的多元化，不純為防盜，防止欺凌，幫助學校管理，還可以釋除家長疑慮，他覺得安裝閉路電視沒所謂，可是節目中受訪的學生認為並不想讓人看著，覺得被人監視。 這不禁令人想起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提及的「全景敞視」（panopticon）監獄，福柯指出由邊沁設計的全景敞視監獄中，每個犯人都監禁在個別的小房間，且無時無刻都被中心塔內的警衛監視著。透過逆光效果，這棟建築物內除了中心塔內部外，其餘房間均如透明般的明亮，所以小牢房內每個人的一舉一動皆會輕易地被中央監控者監察著。這位監控者可以在塔中任意觀看他人，但他人只知有人監視，卻看不到監控者。監視者的目光長久注視著犯人的身體，而犯人完全無法回應監視者的目光，那麼犯人自然而然地就會將這種幽靈般無形的凝視內化於主體日常的自我監視中。如此一來，最後每個犯人都會自我紀律，因為他們全都覺得隨時隨地均被人監視著，而這外在的凝視在這高效率規訓過程中逐漸轉化成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在福柯看來，學校與現代的監獄無異，該節目中讓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現象。 在該節目中，「香港人權監察」的羅沃啟指出這種安裝閉路電視的做法，讓人麻木，使人對維護自己權益慢慢失去感覺，尤其是在學校裡面，你自小被監視著，習以為常，將來對自己的私隱，未必有充份保障的意識。誠然，這種舉措，師生的私隱得到保障嗎﹖受影響的人被諮詢了嗎﹖尤其是學生，受影響的人知道使用資料的目的，如何處理資料嗎﹖可以拒絕被監視嗎﹖ 然而，這又豈只是私隱問題，這種做法，是一種規訓權力的體現，即福柯所謂的「微觀權力」（micro-power）的展現，內化監視現象使得「權力的效果能伸入每個人最精微和潛藏的部份」，福柯指出此種自我規訓權力，藉由犯人內化的監督來訓練及生產宛若羔羊般「溫馴的身體」（docile body），以便於政府合法的霸權式管理。教育，不是監視，上學也不該尤如坐牢。令學生「避不過天眼的追踪」，讓學生規行矩步，這是我們樂意見到的新一代嗎﹖

「美好」的回憶

學生說新年要來老師家裡玩，於是十多個大男孩，浩浩蕩蕩地踏進了我這只有數百尺的家，滿滿地擠滿一個客廳，好不熱鬧。這裡好幾個是2006年我當他們班主任的學生，轉眼已高中畢業，上了大學、到了IVE，也有到社會大學去了，總算都「著落」，沒有一個是懶懶散散地過日子。吃飯時談起了他們的中一，談同學如何欺凌，談班裡的一個大家姐如何命令他們欺負其他同學，然後又如何一起應付這個大家姐，談那時那些同學如何戲弄那個阿SIR，還有談感受到訓導主任的威嚇。長大了，這些都成為他們童年的一部份，回憶總是美好的，當年的那些不滿、那些恐懼、那些不安，現在都在談笑間、在互相取笑間，成了美好的回憶，我問，為何突然變乖﹖那大男孩語重心長地說：幸好我鄰座的同學是個認真學習的人，我跟住他，漸漸對數學有了更大興趣，也就立下心腸要讀書了。老師，真的看你碰到甚麼人，和甚麼人一起呀。 那是一班當時全級最玩劣的，幾個好事者戲弄一個SEN的學生，有些則是旁觀的，欺凌被我制止了，跟著的日子，我還特意派一兩個份外正氣的學生，幫忙「保護」那個學生。只是原來還是有些我未必知道的細節，事過境遷，但有些事，並不是美好的回憶可以美化的。在融合教育的政策下， SEN的學生可以得到適當的照顧嗎﹖美其名融合，把學生放進主流學校，沒有足夠的資源、足夠的配套，可能令這些學生更孤立無援。 有人問：在這些「美好」的回憶中，當年心靈受創者會說出實況嗎？這令我想起當年那個總是一個人、避開同學的SEN仔。 ==== 後記，學生來後，讓我想起了2006年因著他們而寫的幾篇教學隨筆，如今，再續。

終極普選聯盟應記取詹培忠這句話

終極普選聯盟在6月11日的記者招待會提出：聯盟的區議會方案若獲政府接納，聯盟15名立法會議員會積極考慮支持方案，甚至指出政府作任何一項改動, 他們都會積極支持政府方案，令人慨嘆普選聯究竟了解問題癥結嗎﹖了解民意嗎﹖
6月10明報的報道，當建制派議員突然表示，2012 年方案難以改變，但2016 年立法會選舉，可以考慮民主黨提出的增加五席的方案，詹培忠表示這個方案可在2012 年落實，不用等2016 年，他說： 「就算新增5 席全部給泛民，即他們在功能組別有9 席，都不能抗衡我們（建制派）26 席啦」。這種說法意味著即使泛民的建議獲得通過，也不能改變建制派操縱功能組別的局面，這是明目張膽告訴你，這是我們的地盤。的而且確，政府方案的本質是『擴大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的出現，或者有其歷史的特殊性，但到了今天，其特權行使的劣跡昭著，在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的報告中便有具體記載，單以2008-09年為例，當中共有49項議員議案，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不獲通過， 40項是關乎民生利益及經濟，9項關於政治、法治及人權。事實上，較多關乎民生利益的議題，在分組點票機制下被否決。誠然，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只有二十三萬，更由於它們是由某一界別選出，它們所著重的往往只是自身界別的利益，而非全港市民的福祉。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明顯偏重工商界利益，工商界背景或相關行業的議員已佔30個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所謂功能界別仍有存在價值，立法會維持分組點票可平衡各方利益，根本是維護工商界特權的幌子，目前社會貧富懸殊情況嚴重，社會充滿矛盾，功能組別繼續存在，只會更多地否決與民生相關的議案，這是香港普羅巿民可以容忍的嗎﹖
普選聯的議員們，廢除功能組別，是普羅大眾的期望，請你們看清楚問題的癥結，記取詹培忠「就算新增5 席全部給泛民，即他們在功能組別有9 席，都不能抗衡我們（建制派）26 席啦」的說法，事實上，重點不在於建制派的贊同是否真的讓步，還是在拖延時間，當中根本不該存在忍多兩屆、忍多兩年的天真想法，這可是朝夕也要爭的呀，這是關乎香港人實實在在面對的生活問題，更重要的是，就算泛民在功能組別增加五席也無補於事，建制派仍佔有足以否決議案的大多數。正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所說：「終極普選聯盟的『終極』兩字，現時已不見了！若政府退讓至普選5席區議會功能組別，民主派便接受，他們是否應先改名叫『過渡普選聯盟』？這如何給香港市民一個交代？」普選聯的議員，請回到正題，要求雙普選，要求直選立法會議員，而不是修修補補，仍然糾纏在功能組別這個特權階級的溫床。容讓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繼續存在，這就是不公義，是與民為敵，這如何向香港巿民交代﹖
(2010年6月12日)

政治為甚麼不能談﹖

政治為甚麼不能談﹖

——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

六四那年，我是香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那些日子，看到的、聽到的，盡是教人傷心、令人憤怒的消息。然後有人在香港大學的太古橋寫上了「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在一九九七年六四八周年燭光晚會後，國殤之柱由港大學生護送進入港大，樹立在黃克競樓平台。雖然有人曾經想擦掉大字，雖然九七年校方曾經阻止國殤之柱進入校園。今後的日子，每年有人重漆太古橋上的大字， 有人清洗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因為我們都不會、不敢忘記六四。太古橋上的大字、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能夠保留不易，可也教人相信，大學畢竟是一個孕育知識份子的搖籃。

今年，我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六月二日早上醒來，收到中大寄來的一通電郵，驚覺大學竟以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為由，拒絕學生會將「新民主女神像」放置於中大校園內的申請。這樣的說法，教人既憤怒又傷心，舉出所謂政治中立的原則，實在是對中大師生的一種侮辱，中文大學的管治者，你們應該知道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可別對我說黑白之外還有灰色，用坦克輾過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難道可以說是對嗎？這裡容得下中立嗎﹖譴責屠夫所為，不但是政治，也是道德。

所謂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說穿了只是向當權者獻媚，這不禁教人想起哈維爾的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而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現今的香港，其實是一個充滿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的社會，君不見公投被當局如何杯葛抹黑、泛民主派如何被河蟹分化；這卻又是一個不能談政治的社會，於是有人愛把合理的訴求說成是政治化，於是扭曲文字的原意，搬出中立、溫和與理性，這些要不是麻痺人心，就是蠱惑人心。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談及在當權者的隱藏權力下，有著一個明確的訊息：「如果可能的話別碰政治——把它留給我們！你只須做我們叫你做的事情，別嘗試深入思考事情；不關你事的，別多管閒事！閉上你的嘴，做你的工作，好好照顧你自己—那你就平安大吉！」現在劉遵義不也叫中大的師生政治中立嗎﹖政治只可以是他們這些當權者的策略與手段，因而在六月四日午夜收到的電郵，談及的卻變成了「大學本著一貫對同學的關懷，了解同學對舉辦紀念活動的感受，但須顧及師生同事的安全，希望藉著密切溝通，使事件得以圓滿解決。」「政治中立」的說法在往後的幾通電郵都不見了，誠然，若如有份投票反對擺放的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強調的決定沒有政治考慮，那為何又祭出政治中立的原則呢﹖令人懷疑校方的立場究竟是甚麼。這樣的充滿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的確不該談。

大學，作為社會良心的最後堡壘，要堅持的正是「作為實踐中之道德、為真理而服務的、為人及人對其他人的人性關切而盡力的政治」，是否定政治的政治，正正是大學最應該談的政治。政治為甚麼不能談﹖黑白是非面前並無所謂的中立。當我們談學術自由、政治中立，不少人提及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如何捍衛學術自由、保護學生，我們不敢奢望劉遵義是這樣的一個校長，我們慶幸還有中大的師生、員工在捍衛學術自由、人文價值。這是六四那晚，我置身中大迎接民主女神的人群中的想法。

(2010年6月5日)

投票非關激進

投票非關激進
――為香港的民主投票去
公投運動踏入倒數階段，令人欣慰的是溫和泛民主派議員摒棄前嫌，攜手呼籲市民投票，更有多個未有參加公投的工會及泛民團體，也投入動員拉票行列，這的確是洞悉時勢、顧全大局的做法，明白公投成敗與政制改革成敗是息息相關的。

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論爭和策略被形容為「激進」的，可謂非泛民莫屬。例如在政制發展的論爭中，要求直選立法會的一方，無論是「八八直選」時要求在當年的立法局開始引入直選議席，或是十多年後要求二千年全面直選立法會，對拒絕落實這些民主訴求的議論中，都被視為「激進」，是與「循序漸進」原則相違的。至於終極普選聯盟成員之一的教協會，在過去多年的抗爭運動中，包括反對語文基準試抗爭，以及爭取縮班教師權益的絕食請願等，都曾被認為是「激進」的。

公投被視作激進，投票與否，令人猶豫不決。我們的社會，愛講中庸求和諧，今天追求民主政制，雖千萬人吾往矣不容易，可是若一味的妥協，以所謂的溫和態度，協調不同意見，期望與政府溝通，提出的是政府許可下的要求，甚至失卻了自己的立場與堅持，不但是懦弱，也離建制派不遠矣。建制派的所謂溫和是保皇，反對派的溫和又是甚麼﹖若政府推出如斯漠視民意、自圓其說的爛方案，泛民仍忍氣吞聲，一心以為放下身段可以與中央和談，這要不是太天真，就是太懦弱。

溫和民主派期望與中央對話，可不能一廂情願，也要有實力與中央進行「溝通」，當局是否願意溝通、還是只在拖延，關鍵在於實力，民意正是爭取民主的最大實力，公投是泛民與中央溝通的籌碼，正是泛民的力量所在，中央的所謂溝通，是在分化泛民的力量，如能洞悉這點，明白高投票率關乎公投的成敗，更關乎民主發展的成敗。或曰：公民黨與社民連推行公投，在佔道德高地拿便宜。可是，重要的是，公社兩黨提出的是否有利於香港人爭取民主，光看中央要求一眾建制派的人士急剎車拒絕參與選舉，光看這陣子左派的輿論排山倒海地攻擊公投，光看特首和一眾高官閃爍其詞拒談投票，便知公投的力量了。撐公投，顯示香港人對於民主的渴求、對於維護特權的功能組別的唾棄，才是有別於建制派的另一種政制向前走。

溫和泛民主派的主持者，投票非關激進，為香港的民主，讓我們投票去。
(本文刊於5月13日蘋果日報)

以放棄特權來否定特權

施安娜、戚本盛 (教育工作者)

當前政制改革的一大爭議，在於應否取消功能界別和取消的進度，其核心也就是應否取消政治特權和取消的進度。應否取消特權，其實是沒有爭議餘地的。平等，就是否定特權。當我們視平等為重大的普世價值時，當我們以平等為公義的主要內涵時，我們對政治特權的必然取態就是否定。

否定的力量，是無權勢者最後的力量，但也是最大的抗爭力量。1930年印度聖雄甘地領導的「食鹽長征」，抵制的是英殖民政府的專賣食鹽的法例；1955年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於蒙哥馬利市發動抵制乘坐巴士運動，向種族隔離政策抗爭；上世紀中葉後國際間聲勢浩大的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緣於罷買該國貨品的抵制運動；再近一點的例子，是上月末昂山素姬所領導的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決定抵制今年舉行的大選，即使該黨因此在不公平的《政黨註冊法》下有被解散之虞，即使不參選會使新政府為現政權壟斷，該黨仍然決定抵制參與，不惜這樣抗爭，為的正是否定選舉的合法性(de-legitimization)。

在香港，雖然理曲辭窮，但既得利益者仍無動於衷，要延續種種不公義，無權無勢的公民的回應決不是放棄，也決不是虛與委蛇的策略考量，反而要以公民最大的力量，以不服從、不合作以及抵制的力量來回應，簡言之，要以否定力量作回應。

香港功能界別的出現，或者有其歷史的特殊性，但到了今天，其特權行使的劣跡，在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多年來的努力下，經論者如科技大學成名教授所作的分析(《應否全面廢除功能議席？》，《明報》，2010年2月10日)，早已昭然若揭。借用教育界功能界別議員張文光的話，「這是對港人最大的政治欺凌和侮辱。」(《明報》2009年11月20日)

對這欺凌與侮辱，張文光問：「請中央明確告訴港人，這樣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個提問不能使人苟同。且不計功能組別開始的1985年，即以有直選的1991年起計，香港人承受了二十年不平等的凌辱，決不應該預設了還要持續多少日子，決不應該如終極普選聯盟所提出的，要多等兩屆，那不過有如割地賠款以換取一夕安寢之計。泛民主派所應做的，是動用否定的力量，由泛民中的功能界別議員以身作則，同意率先取消其自身的功能界別，開拓否定功能組別特權的道路。

要使他人放棄特權，放棄既得利益，的確並不容易；但由自己做起，則決非難事。如此一來，既可與眷戀特權的其他功能組別議員區分開來，免得如在近半年來多次政制辯論中，遭特權維護者引為同類，為延續不公義者所挪用；更重要的是，這種先由自身做起的抵制力量，雖或會在議會內減少數個泛民議席，但這是甘願的損失，也正是否定力量所繫，如同許多公民抗命運動一樣，參與者甘願坐牢，所突出的是法律的不義；如同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甘願被解散，也要突出新選舉法的不公。何況，多年以來彰彰甚明的，是泛民的功能議席阻擋不了特權政治對港人凌辱的事實，如今，唯其藉著放棄特權來否定特權，來突出特權政治的不公不義，才能體現泛民功能議席的最大功能。這是取消特權政治，追求平等公義重要的一步。抵制，就是徹底摧毀功能界別特權的合法性。

我們甚至認為，際此與特權政治決裂關鍵時刻，教育工作者肩負特別的社會任務，更應發揮以身作則的身教，打破那種所謂循序漸進的拖延，跨越那種沒完沒了的所謂過渡，而不是要繼續在制度內參與特權的遊戲，因為，繼續參與的效果，徒添不平等制度的合法性。不但用言論，更應用行動，率先放棄特權，否定特權，讓巿民明明白白地看到功能組別的特權本質，讓社會知道，教育界對爭取民主，追求平等公義的決心，切切實實地「為了下一代，教師爭普選」。(2010.04.06)

分班分科不是標籤﹖——無視現實環境的教學語言微調方案

報載教育局長孫明揚見六大議會後，教育局發言人指，目前中中、英中的標籤仍然普遍，暫未能以全英語學習的學生，若能試行於一、兩科作英語學習，有助淡化標籤效應影響，對其學習亦有積極作用，因此考慮讓中學有更大彈性，安排其教學語言。英語恍如萬應靈丹，讓學生積極學習，靠的是英語，那97年之前大部份學校不是稱作英文中學嗎﹖為何卻有不少失去學習動機的學生﹖我們的確都了解「中中」與「英中」標籤效應帶來的惡果，我們都想將之淡化，必須要問的是：微調方案有淡化作用嗎﹖真的可以改善目前母語教學的學習優勢無法彰顯、中中變為次等學校的局面嗎﹖犧牲其他科目的學習，以淡化現時「中中」與「英中」標籤，這是教育嗎﹖將來「英班」與「中班」的標籤，又該用甚麼淡化﹖「英科」與「中科」、「英組」與「中組」又如何﹖這不是更近身的分隔嗎﹖不是更明顯、更細緻的標籤嗎﹖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早在90年教統會四號報告書便提出現實情況是「家長認為採用英語教學會有利他們子女的將來發展，所以便向學校施加壓力，要採用英語教學。」可是「學校又恐怕如自行改用中文教學，可能因此而接受較低等級的學生。」這裡已指出了採用英語教學可作為收生的招徠的現實，在05年的《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也提出「學界不少人士承認，現時的客觀環境，比實施《指引》(1997)前，更不適宜完全由學校自訂教學語言的準則。適齡學童人口持續下降，家長對英語教學仍有偏愛，加上學校在公開考試的成績往往是家長選校的主要考慮因素，因此學校都極力爭取學生和吸引質素較好的學生。」，誠然，如報告所言，『面對收生和教育理念的矛盾，學校往往會身不由己，結果只會令中學教學語言再次出現如1998 年之前「名英實中」的不理想景況。』在現時縮班殺校陰霾籠罩的情況下，分班、分科、分組英語教學，可以不成為招徠的手段嗎﹖所謂「願意讓學校高度自主，以分科、分組、分時段甚或自行選取課節用英語授課，整體而言學校可用至少25%的課時以英語授課」，距離由學校自訂教學語言還遠嗎﹖這能不加劇惡性的收生競爭嗎﹖

或說有「一個有效的質素保證監察機制」便行，將來由專家學者、學校及政府代表組成的小組監察及支援，可是，所謂監察，可以是另一種的騷擾，可以是更違反教育專業，報載教育局將要求各校呈交三年計劃，詳述如何落實英文教學，並須公開學生在公開考試及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成績，另上呈校評報告等，供公眾及教育局監察，這正是既擾民又加劇競爭的明顯例子。全港性系統評估06年首次在中三舉行，教育統籌局呼籲學校只可將數據用於改善教學，須嚴格遵守數據使用守則，以避免為學校之間帶來不必要及不恰當的比較；學校亦不可把評估數據用作推廣用途。教統局並曾警告向外公開資料的中學。此一時彼一時，08年的今天，為了推行英語教學，當局卻又把公開這些成績即將造成的惡性競爭拋諸腦後了。



只看到中中、英中分流是標籤，卻看不到分班分科分組也是標籤，把教育視作學習英語，這是何等荒謬﹖我們看到目前教學語言政策產生了問題，可是改變，是要改良，而不是朝著更壞的方向走。



本文刊於20080630《明報》

一隔再隔反教育——看教學語言微調方案

造成今天母語教學的學習優勢無法彰顯、中中生入讀本地大學的相對機會遠低於英中生、中中變為次等學校的局面，問題不是母語教學，而是因著母語教學而來的英中、中中分隔政策，如今用校內分班，只是加劇分隔的問題、擴大分隔的範圍，而不是改善問題。
當了多年語常會主席、一直關注教學語言的田北辰說出了很發人深省的話：「用英文去學其他科，絕對不是解決方法。若學生能力不夠，將他放在英文班內，用英文學其他科，就會是『雙失』。且看現時微調方案一再強調的85%這個神奇數字，當局一再強調學校每班只要有85%學生適合以英文授課，就可申請為英文班，05年2月曾榮光出席《政黨論壇》時，批評《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諮詢文件，定出四成小六生適合以英語教學，是一個「偽科學」的做法，因為拉曲線的計算方式找不到真正適合以英語教學的學生，早在86年的教統會第二號報告書時已提及語文研究計劃，指出當時中三只有30%學生用英語教學時能有良好表現，可是後來實行母語教學時政策又變了用全港的40%。誠然，每所學校若有85%這類學生，則可用英語，這裡其實已犧牲了15%學生，以前受影響的是114所英中，微調方案後可能變成每所學校也有這樣的15%，把受影響的範圍擴大了，這是我們樂見的嗎﹖或者有人說，我們應該重視的是那85%的精英，在精英主義作崇的社會價值下，這想法是理所當然的，作為家長的更想自己子女是精英的一份子，問題是，這是對精英更好，甚至最好的做法嗎﹖當我們說中學生上不了大學，為何不是改革收生制度，不是想方設法教好英語，而是為了讓英語更好，犧牲其他科目﹖當初推行母語教學的那番大道理拋到哪裡去了﹖在母語教學政策實行一年後(99年11月)的《教學語言調查研究撮要》裡提及：1. 調查結果清楚印證母語教學能使教學更多樣化，教師也更容易引導學生深入淺出探討課題。在中文中學，老師教學愉快，與學生的關係融洽親切，而學生在課堂上較熱烈參與討論。這種現象甚至在學生能力水平較差的中中，也很普遍。 2. 只有少數的英文中學的校長和教師認為用英語授課可達致相同的效果。這些調查所得是假象嗎﹖還是時移世易，這些都不重要了﹖該調查更指出，中中或英中，無論校長還是教師，大部份都認同只有少數學生有能力用英語學習。05年《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報告》便指出部分英中學生承認，以英語學習不但需要加倍努力，而且往往事倍功半，不是每個同學都能應付的。08年的今天，這些不再是問題了嗎﹖
請循其本，用英語，學生學到嗎﹖是否學得最好﹖學甚麼﹖是否符合85這個數字，大家便心安理得了？這是培育精英，還是扼殺精英，全社會只為培育英語人才，其他的可以休矣，全部科目為英語服務，卻美其名為增強其學習信心，可以上大學。培育人才，等於培育英語人才﹖這是犧牲了讓這些精英發展得更為卓越的可能，遺禍之大，大家可曾洞察﹖微調方案能淡化語言分流釀成的標籤效應，還是更涇渭分明地把用英語學習與用母語學習的學生分隔﹖當年為母語教育而做的種種研究全忘了，那些當年視作合理的說法都只為了推行政策而設﹖現在搬出當年反對的一套出來，出爾反爾，這是教育，還是反教育﹖

原文刊於20080625《明報》

敢於不近人情的勇氣

在今年司徒華先生的壽宴上，大家都來講一點對他的感受，雖然我在教協會日子很淺，只是七、八年的時光，與他的接觸不是太多，卻有很深的體會，當天我說：司徒先生是一個很有風骨的人，對於理想、價值的堅持，很值得佩服，我更祝願教協會往後的日子，沿著司徒先生當年建會時的理想與價值走下去。
三月十六日在《明報》看到楊又好的《我與華叔共事二十年多》，更一次印證了我的想法，那可是共事廿多年的同事在平常工作中的具體觀察與感受，當中最令我佩服的是談到同事發覺當校長的司徒先生未如許多校長般請同事吃東西，於是提議司徒先生請大家飲茶，他卻說： 「我賺一份人工，你們每人也賺一份人工，為甚麼我要請你們飲茶？」。還有後來司徒先生於《三言堂》以《欠債還錢》為題，回應楊文，談及代課問題，指出有正數大的，想自動為某一負數大的還債，他因為這樣會有私人利害關係的流弊而拒絕了這些同事的好意。這是兩件小事，卻都是可被視作不近人情的舉措，然而從中更見司徒先生重視的是甚麼，重點在事，這種勇氣，作為一校之長，作為一個組織的領袖，尤其重要，在這個講求人情親疏的中國人社會裡，尤為重要，不在討好他人，不怕擔上絕情的惡名，而在乎事情的影響，不近人情，其實是更近人情的，更洞悉世情的，防止的正是因講求人情而誤了公義、耽了正事。這種敢於「不近人情」的勇氣，是可貴的，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所謂「善柔」，善於裝出和悅的臉色討好順從他人，這是對朋友的損害。當教師的，當上司的，當領袖的，當我們看見學生、看見下屬、看見後進做錯了，若我們只包容，不指出其錯處，生怕指出了惹來不快，自己做不成好人，那其實是對他們的一種戕害，奪去了他們改過遷善的機會。中國古代朋友一倫中，即包括朋友師生之關係，重在以道義事業相勉，是的，以道義事業相勉，以直諒相待，而不是善柔與便佞。

(本文刊於2008年4月21日《教協報》)

我們願意付代價嗎﹖——從普教中的迷思到反思

報載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科計畫申請反應熱烈，超額近三倍，語常會主席田北辰表示不排除日後延長計畫。這不禁令筆者想起在三月十五日參加教協會舉辦的普通話教中文研究會後的一些體會。誠然，擁抱普通話教中文帶來的好處，尋常人也很容易理解的，尤其在這個中港關係如斯密切的年代，我們都明白掌握普通話的實際利益，可是我們可想過要付出甚麼代價嗎﹖這代價又是否我們願意付的呢﹖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教授當天的講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他贊成學普通話，但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另一回事，那是學習的優先次序問題，若用了普通話，上課節數沒變，上課教的閱讀與寫作便少了，他認為懂普通話不等於懂閱讀與寫作，他以自己一個剛完成的具代表性的調查為例，在抽出的5000多個熟諳普通話的香港學生中，看其是否閱讀能力特別強，卻發現這批懂普通話而不懂廣東話的學生的閱讀能力低，他更以內地為例，提出不是普通話好的地區閱讀能力便高，閱讀能力最好成績的是江南，中文最好成績的是常州，全是講方言的。這種說法，正好打破學普通話提高中文能力的迷信。

謝教授指出漢語拼音不是音，其實乃另一種書面語，若學的是拼音，則學生連字也沒學，以新加坡為例，不少學生只學拼音，便不會閱讀。學拼音，學不到閱讀與寫作，用時間來教閱讀，便能識字和寫作，那是次序問題，不是效能問題。在學生小一大量識字的階段，學一種口語，是會把識字及閱讀期推慢半年甚至一年的。事實上，如謝教授所說，語言沒高低，能否我手寫我口，純粹是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的高低，香港教師講普通話其實不是在講口語，而是用普通話講書面語，語言的高低是從政治地位而言，是國家語言與地方語言的分別，而不是語言本質的高低差別，中國有不同的口語，但中文的書面語是統一的，均採用現代漢語。從謝教授的研究可見，用普通話教中文對中文學習沒甚麼大幫助。誠然，前線的教師及校長清楚學生的學習，小學校長潘天賜當天提出了普通話教中文我們付出了「事倍功半」的代價。潘天賜從專業的角度看普教中的問題，所謂專業，是對服務對象有所認識，所做以學生利益作判斷，而非只執行一些規則一些技術的過程，認為要反思為何用普通話教中文，如何符合學生的最大利益。他指出用母語學習效能最高最好，詞彙是溝通時的最大需要，透過閱讀，語言基礎打得穩固，便不會只在廣東話的詞彙中找尋表達的內容。他以其學校的英語教學的成功例子，說明學語言，可不必犧牲其他科目來成就，他的學校用學外語的方法，利用錄音、有趣英文故事等設計校本英文課程，在沒額外加課節、沒犧牲其他科目的情況下，經過六年，一般學生有能力在小六時寫一篇表達其自己意思的文章，且在朗讀上有信心，他指出學習普通話同理，好好的設計普通話的課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潘天賜提出的學生的品德問題，他以網上艷照事件為例，提出小學教育對培養學生品德的重要性，強調學好兩文三語，卻失去了讓學生好好成長的機會。究竟我們付出了甚麼代價去換取兩文三語﹖

田北辰坦言該會的研究發現，「普教中」對提升普通話水平有幫助，但能否改善中文能力，則須視乎學校是否有足夠條件，「如果條件不足，會較用廣東話教中文更差」。所謂中文能力，是甚麼能力﹖讀講聽寫，究竟是哪一種﹖報載一些接受普教中多年的學生，應考會考口試及聆聽時棄用普通話而用粵語，不正在說明粵語是這些學生最掌握的語言嗎﹖謝錫金的說法，可會讓我們多一點的反省﹖也許，用普通話教中文目的是利益而非教育，我們是否不惜付出種種代價﹖甚至可能導致較用廣東話差也在所不惜﹖
(本文刊於2008年4月11日《蘋果日報》)

最大的試煉

所謂試煉，究竟是甚麼？那次和學生參加了龍應台與安德烈的對談會，學生津津樂道的是那種母子溝通的方式，而我，縈繞不去的是她說的最大試煉。那也許是經歷相異，也許是價值的不同，看一篇文章，聽一個講座，我們總是各取所需，各有側重吧。　 談希望孩子擁有的核心價值，龍應台談到自己寫大塊文章，談人權平等，但是在家裡處理和兒子的關係的時候，如果不能用同樣的標準，彼此尊重，以容忍開放的心態來對自己的家人，那是偽君子，她認為那些核心價值真正到家裡來實踐很不容易，那些很大的很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公共場合比較容易實踐，但是在家裡關起門對自己親屬去實踐在外面宣揚的信仰與核心價值，是最困難，最大的試煉。在家裡，在學校裡，在講求理想、追求公義的組織裡，也是同一道理吧。在課堂上我們大談平等尊重的道理，當我們處理師生關係時可曾實踐？在我們大喊民主人權的時候，我們如何對待身邊的同儕？相信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經歷試煉的處境俯拾皆是。誠然，在身邊實踐很不容易，那就坦然承認我們的軟弱，彼此勸勉警惕，不是遊花園、顧左右而言他，坦然承認，是實踐的第一步。這倒使我想起了哈維爾，他說喜愛「否定政治的政治，那就是並不作為權謀、操縱技術的政治，不是作為對人類作操控式駕馭的政治，也不是作為把事情辦出來的藝術的那一種政治」，是透過真話表達自己對現狀的不滿與憂慮，是真實的人的政治。　在身邊實踐自己的核心價值，是你的試煉嗎？還是那些價值只用以裝飾，你根本沒有深切的體會與認同？抑或經年累月的繁塵雜務已消蝕了你的警覺、消損了你的理想？當我們想著把事情辦出來的時候，可會念及我們的核心價值還在嗎？

(本文刊於2008年2月18日《教協報》)

我手寫我口≠提升寫作能力 ──看普教中的迷思之二

語常會主席田北辰指出，研究顯示學校若能在足夠師資、專家支援等有利因素配合下推行普教中，學生的寫作能力會有改善，可達致「我手寫我口」，似乎是把「我手寫我口」作為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目的了。以普通話教中文，可以訓練學生「我手寫我口」，改善他們寫作常犯的港式口語，學生在寫和讀中文方面表現有進步，是一種美麗的誤會，這是欠缺對語文裡言文不一的認識，也是昧於歷史的天真。　　晚清時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白話文運動有言文一致的說法，那是基於改革情感下的提倡，冷靜下來便有了不同的理解，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在《重刊霓裳續譜序》裡，便指出「大家當時大為民眾民族等觀念所陶醉，故對於這一面的東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揚，或因反抗舊說而反撥地發揮，一切估價就自然難免有些過當，不過這在過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說是當然的初步，到了現在卻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多少加重一點客觀的態度，冷靜地來探討或賞玩這些事情了。」　1925年，周作人在《國語文學談》裡便有這樣的反思：「中國現在還有好些人以為純用老百姓的白話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國裡當然只應有一種國語，但可以也是應當有兩種語體，一是口語，一是文章語。口語是普通說話用的，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語是寫文章用的，須得有相當教養的人才能瞭解，這當然全以口語為基本，但是用字更豐富，組織更精密，使其適於表現複雜的思想感情之用，這在一般的日用口語是不勝任的。」這正好指出了口語言詞貧弱，組織單純，不能敘複雜的事實，抒微妙的情意，若我們期望以作為口語的普通話提高寫作能力，是把重點放錯了。教育學院「用普通話教中文研究計劃」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小冊子中，第33問裡提及「普通話乃漢民族共同語，是現代漢語的口語表達形式。當我們談到『語文』的概念時，『語』指的就是普通話﹙口語﹚；『文』指的是白話文，它是現代漢語的書面表達形式。」這裡明確地指出普通話是口語，而我們所期望提高的寫作能力，其實是書面語。　讀寫能力的提高，牽涉的是理解與表達能力，這與一個人的知識面廣狹關係密切，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前副院長、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1988）中，提出「一個人能聽、能說普通話，當然已掌握了一些特定的語音、語法、詞匯知識，但並不表示這個人已具有廣闊的知識面，更不表示這個人已有很高的語文能力。」誠然，香港學生容易在語法和詞匯上出現港式口語，加上英語干擾，問題複雜，但採用普通話教中文，可能帶來學生學習動機下降、師生溝通出現問題等等都不容忽視，那絕對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更符合香港現實情況的做法是，如李學銘所說的「切實做好語文教學工作，加強閱讀寫作指導」，明白「書面語的學習，仍該以書面語的接觸為最有效」，才是對症下藥，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本文刊於2007年12月10日《教協報》)

星期天的偏見

星期天，看楊絳的《走到人生邊上》，想起年少時看過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九十多歲老人對人生況味的體會，也許我不能全懂，卻想起年少時唸過的〈一個偏見〉，別有體會。
　星期天，才有閑心看點書吧，平常可是連看書也心不閑的；才可以胡言亂語，不用一本正經。錢鍾書說：「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娛樂。假如我們不能懷挾偏見，隨時隨地必須得客觀公平、正經嚴肅，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廳，沒有臥室，又好比在浴室裡照鏡子還得做出攝影機頭前的姿態。」看了令人莞爾，想來卻又是道理。
　不是自詡有思想的人，而是在這個星期天尋點娛樂，便胡思亂想起來。若大部份人共有的想法，還叫「偏」見嗎？那天學生談「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的屈原，說他傻，這是偏執吧。這年代，明明是偏見，卻一眾響應，叫得價天響，也許都無所謂吧，橫豎我們不是真心相信，有人說了、做了，便跟著吧，總不能落伍，眾人都認同的，哪是偏執？堅持原則的，要不是傻瓜，就是「偏見」，或是「過激」，你看，我們眾人都不是這樣想、如此做呀。我們都愛河蟹，在這啖蟹的秋季，我們份外嚮往。

(本文刊於2007年11月5日《教協報》)

言文合一？言文混淆？——用普通話教中文的迷思

語常會主席田北辰指出， 「過去3 年追蹤20 間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發現對學生的寫作能力很有幫助，他們對語感和規範漢語的意識亦較強」，卻指出本港缺乏師資及教學法，令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有困難。儼如師資及教學法問題解決了，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提高了，這是昧於現實、欠缺學理的良好願望。然而這豈止是良好願望，這是言文混淆、脫離實際的無知。中文大學中文系前任主任鄧仕樑教授收錄在1999 年3 月《中國語文通訊》裏的〈當前香港的漢語教學〉一文，提出「言文合一」的說法在語言學裏是不能成立的」，並引用語言學家朱德熙的說法，指出「不管哪種語言裏，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總是有一定距離的」，明確指出「在中國傳統裏，漢以後2000 年讀書人寫的文章，用的正是脫離了口語的語言」。專家的看法讀書正是要通過書面語去學習書面語的使用，鄧氏認為，今天整個局面變了，生活的語言跟書面語言距離接近了，學習效果該更好，但不能說學生在沒有學好普通話之前不能寫文章。香港文字研究者容若在99 年在《明報月刊》的〈壓現代中文的兩座大山〉一文中形容這是講真話。其實，早在1988 年，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前副院長、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便指出了言文混淆的問題，李氏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中指出「過分強調口頭語對書面語的影響，而不知書面語的學習，仍該以書面語的接觸為最有效」，李氏指出有少數熟諳普通話或略諳普通話的人， 「逐漸養成一種自尊、自重的優越心態」，以為要提高本港學生以至社會人士的中文程度，尤其是書面語的程度，必須採用普通話教學和推廣普通話在社會上的使用，以為「普通話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救厄解困靈丹，有了普通話，就不會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問題」。誠然，如李氏所說，在普通話通行地區，仍然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困擾，能講字正腔圓而又流暢普通話的人，不一定能寫通順中文，也不一定有豐富的語文知識和文化常識， 「能講普通話與中文程度之間，尤其是能講普通話與書面語表達能力之間，可說並無必然關係。昧於口頭語與書面語的差距，昧於某一社會的條件與需求，而侈談中文程度的提高，對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是非常不利的」。當我們倡議學習普通話是大勢所趨，想一想我們的學者專家怎說；當我們高談學普通話提高寫作能力，想一想說與寫不同，知識面廣狹並不是取決於口頭語的學習。請田北辰及一眾熱切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的官員，理解當中的不智與不利，而不是一味的唱好。正如容若在07 年4 月的《明報月刊》〈推廣普通話戒浮誇〉所言，侈言消滅方言，侈言「語同音」，假設廣東人不懂普通話就看不懂白話文，假設用廣東話教學要「翻譯」，都是浮誇之言。這種批評，可不是浮誇之言，而是有證有據的，也許急於推行普教中的官員、認定用了普通話教中文便能提高學生寫作能力的同工，可以讀一讀，想一想。
(本文刊於2007年11月19日《明報》)

「心想事成」的教育政策可以嗎？

當官員問：「你學校可有實行分組教學？」你會怎樣回答？如何理解？
　新高中推行的日子快來了，培訓課程紛紛推出，教統局的官員也到處奔走，為政策宣傳與「解畫」。可是紙上的政策落入現實，又會是何種光景呢？政策推出是否就成了？
　參加了一個新高中的中國語文課程與詮釋，誠然課程的改變很大，當中的選修單元尤其受老師的關注，解畫的官員似乎理解當中的難處，於是問可否分組處理；官員似乎也理解現時不少學校的情況，詢問座中教師，所屬學校現時可曾實行分組教學。可是，要實行分組教學，當中需要的條件，政策可曾提供了？試想想，若要一班四十多個學生，在小時的課時中，要學懂如何編寫劇本，更要排練演出，還要校本評核，形成性評估與總結性評估兼備，真的可行嗎？筆者於是問，為何不可制定政策，正式提供資源，讓學校可實行分組教學，而要像目前的情況，左支右絀，費盡心機才可實行？官員說：政府其實已經向學校提供一大筆津貼，老師要懂得運用。座中已有教師提及，那些津貼並非為一科而設。官員說：正是如此，才在這種場合讓老師知悉，請老師自己回去學校爭取。座中便有人提及很難回去向校方提出的。筆者當時便指出，這種情況，會為學校帶來不少矛盾。不是嗎？這幾年來，當局慣用的模式是撥一筆津貼給學校，名義上是可讓學校靈活運用，是校本，其實問題正在這裡，製造了不必要的矛盾，甚至令校長成為磨心，順得哥情失嫂意，錢是撥下了，卻讓學校花了不少心思在寫計劃書，也造成了不少負荷，甚至有些學校不敢申請撥款，這是當局願意見到的嗎？
　座中老師沒有提及的是，所謂津貼，當中除了CEG外，都非常額津貼，例如教師專業準備津貼及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這是為期三年，用以購置所需的學與教資源和設備，為推行新高中學制作好準備，以及支付推行新高中課程所需的起動費用。可是，這能應付教師因學生人數過多、分身乏術的困境嗎？難道三年過後，這種困境會自動消失？
　誠然，現時有不少學校用各種方法實行分組教學，除了運用現行的各種津貼，也可能是增加教師原本的課擔，可是不少津貼並非長期，也帶來更多的工作壓力，對教師來說並不健康。要政策有成效，在於讓其有實行的土壤。政策，不該是「心想事成」式的政策，以為心裡想著這政策是美好的，便會變魔術般，政策推出就成了。巧婦難為無米炊，再好的政策，若沒有足夠的配套，減少每班的人數，要嘛，變成虛有其表、虛應故事，可是，學生學得到嗎？要嘛，教師再花更多課後的時間，只是教師承受得了嗎？
　其實，在場官員是明白問題癥結所在的吧，只是不願面對，只好用今天談的是課程詮釋，不是談資源運用，打了圓場。可是光談課程，沒有足夠資源的提供，課程會有成效嗎？再者，當局真的願意另闢一個場合，談談資源運用嗎？真的願意承認新高中的成功，小班是不可或缺的嗎？新高中政策的實行，是長遠的事，而非三年便完結的臨時政策。何況，這種資源短絀的問題，又豈止是一科的問題，當各科都要實行校本評核時，便要面對每班人數過多、應接不暇的窘困。敬告主事的官員，不顧現實的政策，只會淪為空談。
　當官員問：你學校可有實行分組教學？這是「何不食肉糜」的教育版嗎？

(本文刊於2006年10月30日《教協報》)

越可惡越可憐

當你被學生氣得七竅生煙的時候，請你想起這句話：越可惡越可憐。

當我滿是愛心，關懷備致；當我費盡心思，用心備課；當我花樣百出，務使課堂靈活生動；當我……而那學生，他竟不領情，還是在堂上搗蛋了，能不生氣，能不失望嗎﹖

星期六參加了教協學術部舉辦的《新教師如何面對新課程 新丁老鬼談教學》，既有蔡榮甜校長談校長眼中的好老師，更有陳漢森老師談班級經營，更有小組討論，與中英數三科的資深老師談新課程的處理，新丁老鬼聚首一堂，既是分享，也是分擔。

陳漢森分享自己的經驗時談到學生「越可惡越可憐」，這不但是深諳教學的經驗之談，也不止是對新丁的指引，更是對老鬼的提醒。

是的，這是很好的提醒，當我們被排山倒海的工作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可能對很多事情都麻木了，只要快，其他的，可能管不著了，上課也是吧，我們都慣了要完成，當課堂被拖延了，當盛情被拂逆了，那股壓得透不過來的「氣」就來了。可是，想一想，靜一靜，頑劣背後，實在是千絲萬縷，越是頑劣，若你願意理解的話，總會發現不少年紀輕輕的他不容易承受的問題，總會發現很多可憐的故事。

下一次，我會想起……

自主，多難﹖！

2001年暑假參加了教協舉辦的「南澳洲考察團」，到幾所小學觀察，令人驚訝的是小小年紀已養成了獨立自主能力，曾見過只是二年級的小人兒，已經自己主持班會，雖然談的不是甚麼大事，雖然用了很多時間，可是，最後也有了決定。

可是在這裡，要培養獨立自主，很難。那天，開班會，請班會主席主持，我已準備了議程，只有一個議程，就是如何搞生日會，可是東拉西扯的、脫軋的多，終於我這個老師還是出動了多次，讓他們循著應有的進程而談，慢慢地，變成了我才是主持了，於是，他們好像只有老師在主持時才是正經的，班會主席嘛，只是鬧著玩而已。

不是見過人家小孩子開班會嗎﹖也用了很多時間，紛紛擾擾地、很難才有決定，那時候，的確有這樣的醒覺：這是一種學習，而學習，需要時間。可是一到自己，耐性便少了，在成年人的眼中，總覺得小孩子做不了甚麼大事，一切最終還是大人決定，當老師的我，更慣於控制秩序，忍受不了亂七八糟，在爭分奪秒的工作裡，也慣於用最少的時間解決問題，忘了獨立自主，是潛移默化建構出來的。 不能忍受亂成一團、接受不了沒效率，自主，很難！

真無聊

好動的孩子在週記中說：窗外下雨，多無聊，甚麼也不能做。可是媽媽說，下雨是很有用的呀，可以滋潤大地，要是沒有雨水，植物便難以生長了，我們的食水，也是從雨中來的呀。
那是個自稱沒唸過甚麼書的母親，很關注孩子，開學至今，早已來過幾通電話，詢問孩子的情況，說不懂如何和孩子溝通。也許她不理解，孩子心中在意的，還是玩耍吧。於是孩子說：媽媽說得真有道理呀，可是我還是覺得無聊，覺得下雨天不好，但是我知道雨是很有用的。
老師說：下雨，除了有用，還是挺好玩的呀，下雨天，把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得都是水，一腳一腳地踏下去，水花四濺，感覺可不錯呀；雨後還可以看到青蛙，追追逐逐的，也很愜意；還有雨後的彩虹，掛在天上，很迷人的呀。小時候，我家附近有魚塘，雨後還會看到魚兒爭相游上水面，也是很有趣呀。只要多想想，可以想出好玩的呀。
但願下次雨的來臨，會為他帶來好玩的，不再覺得下雨天真無聊。

我最壞

課後，七八個同學圍著老師東拉西扯，教室內鬧哄哄的，盡是笑聲，談的是日常事，這個同學「最搞笑」，那個同學最懶散，那個跳舞最好看，這個唱歌最難聽，那天運動會……說著說著，天已漸黑，老師說：該回家了，免得家人擔心。突然一個臉色一沉，說：不想回家，回家又看到老爸，又是嘮嘮叨叨做功課溫習別學壞的一大堆，再晚一點回去就好了，老爸已上床了。有人說：一定是怕你好像姐姐那麼壞，才管得那麼嚴……於是，七嘴八舌，紛紛說著家裡誰最壞，原來哥哥姐姐都是學校裡「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逃學、便是頂撞老師；不是滿口粗話，便是欺凌同學；還有還有……，此時，一個滿臉天真地說：我姐在x校唸中四，哥在y校唸中三，都是名校來的，家裡我最壞。

這，就是孩子。

老師，你的頭髮……

今天上學，碰上不少學生，都說：老師，你的頭髮……

秋冬時候，我的頭髮又開始不聽話了，於是理髮的師傅勸我做了負離子直髮，於是我的頭髮，直得不得了，於是，他們說：老師，你的頭髮……有人說：老師，你的頭髮……很像埃及妖后；有人說：老師，你的頭髮……看起來很年青；常常被我留堂的孩子問：為啥剪成這個樣子喇﹖我說：知道大家今天校服儀容檢查，我陪陪大家呀；左一句老師，右一句老師，然後，大家都笑了，那是沒有惡意的玩笑，這一笑，大家都很開懷，師生那種嚴肅與隔膜，都消散了。

剛好看到剪了如我般「有型有款」頭髮的男生，互相看看對方的頭上，心領神會，指著彼此笑起來了，然後說了句，我為了陪你，才做這麼「漂亮」的頭髮呀。生命有時候也夠嚴肅了，剪個頭髮，跟自己開過玩笑也好；學習有時候也真沉悶，講個無傷大雅的笑話，幽大家一默更好。笑話，總能打破隔膜，拉近關係，多好。

這一天，我們的頭髮，為我們帶來不少歡樂，哈哈哈…